我还没有习惯把母亲节当作节日。我的老母亲不知道有给母亲过节这样的节日，在这样的节日想不想起母亲，她不会计较，她也已无能力计较了。我想写写，是因为这两年母亲二字在我心里几乎窝成了一个结。

　　一先从葫芦说起

　　某一年春我回老家，我在老家的放农具的角落，看到一形状特别的葫芦。那葫芦奇特的外形让我喜出望外，我喜欢它脖胫修长线条优美的样子，很少见。我对母亲说我要把它带回去，做成工艺品。我取葫芦下来擦拭干净并放在院里的砖垛上凉晒。显然，我母亲为此高兴，因为现在家里已很少有东西能让她这个女儿如此喜欢了。

　　当那天傍晚我外出回来时，我父亲的正在院里忙活着那个葫芦，我母亲正站在旁边，嘴里埋怨不停。原来是这样：我父亲看见了砖垛上的葫芦，就拿来锯子把它从脖子根处锯开，取出种籽来——本来他找人要来这葫芦就是为了取菜种的。而我母亲看到他的破坏后大为光火。到我回来时，我父亲正按母亲的要求，用锥子和细绳把那个一分为二的葫芦缝缀在一起。我母亲仍显得不满意，不放过父亲犯的这错儿，两个人因为这个锯开了葫芦在你言我语地顶嘴。后来，我把那个锯开了又缝上了的葫芦带回了我自己的家，放在我的书架上。我没有再做加工，我觉得那个锯开又缝上的葫芦别有味道。

　　那一年的秋末，我给老家拉去我淘汰的旧家具，带着一卡车回到老家。一进院，看到院落里拉满了毫无条理的蔓架，它们枝叶低矮、枯黄、零乱、使本就狭小的院落更显散乱、萧条和昏暗。在跟去的司机面前，我觉得不够面子。所以，我一进院子见我母亲的头一句话就是高声抱怨：怎么把院子弄得这么乱？我母亲笑笑说：这不都是给你种的。这时候，我才看清蔓架上长着众多的葫芦，遍布了整个院子。

　　能看出来，那些葫芦正是我书架上那个葫芦的后代，它们个个都长着修长的脖胫，形体优美，尤其在一片即将枯缩的残枝败叶中显得它们的光洁润泽。我母亲说，要等到秧蔓长到老死，葫芦才能长得结实光滑，所以要待到最后再摘。

　　我有所触动，那一院子的混乱给人的印象太强烈，而那混乱却是一个耐久的用心。或许是习惯于某种姿态或是某种多年来对母亲的讲话方式，我并没显出多少感动感激，只是说：好，这些我全都要。后来写文章时，曾想起这一细节，还曾有过用《满院的葫芦》的题目来抒情的冲动。但被否定了，对于我和写我的母亲，仅对母爱的抒情已显得简单，触不及深处的底气，因为我的感触往往比要抒发的情感更复杂。不过，旁观的人，仅仅从这些“葫芦”附带的信息上，就可觉出我母亲是那种善良好心的母亲，不仅是对儿女，她对比她境况更差的人有太多的悲悯之心，很多受过她的帮助的人，记得她的好心。

　　那些葫芦被风干之后拉到我家里时，装了足足一麻袋。

　　我母亲是我老家那个县城胡同里的最有手艺的人，一些红白喜事儿上的花活儿离不了她，邻里裁衣服剪鞋样儿也总是找她。我呢，大概遗传了她的灵巧，长大后学了能将灵巧派上用场的美术专业。我喜欢一些本色味十足的工艺品，也自已做过一些，像用加工原木剩余的角料雕刻人形、在石头上画画等，这让我尝到一种劳作的快乐。我也喜欢葫芦，它可利用的余地很大：可绘、可雕、可割开来做画瓢，还可做成拙味十足的、用来插放自制干花的“花瓶”。我本想把那些葫芦一个一个打扮起来，挂在我书房的顶上，营造一些“乡土气味”，但第二年秋天，这些葫芦派了另一种用场。

　　那年秋天，将有朋友来我居住的小城开笔会，我暗暗激动，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正是我慕名已久而未曾谋面的人。在笔会之前，我把一些葫芦锯成瓢，画上各异的图形，再刷上亮漆，把葫芦做成了许多可以挂在墙上的、马勺形状的画瓢。然后，我给将要到来的朋友写信说：“你们乐意的话，还可以从我家的书架上选一两个为你们准备的土制工艺品，它们已经做好，凉晒在我书架的底座上。”聚会的日子到来，有心的朋友们来到我家里，他们高兴地见到并抢选到自己喜欢的画瓢时，大家才更欢快起来。

　　当他们问起我，从哪里弄来那么多的葫芦？我指着我书架上的那个老葫芦语无轮次地说了一堆，也没有说清楚。我从不善于口头表达，有人说，这是因为我脑子想得太快太多，而言语跟不上造成的，我想是这样的。说起那些葫芦或者母亲，说起她的好心以及我的好心，我总是想得太多而说不清晰，我要说清什么呢？我要说的，我必得用文字才能够理得清，这也是我依赖文字的一个理由。

　　二、从好心说起

　　母亲好心，这一点我总是先从先别人的口中听到的。当年，我的中学同学称道我母亲，她们来到我家总是受到最好的礼遇。我的后来成为好朋友的刚从新疆转学来的同学对我说：“我从来没见过像你妈这么好心的人，我妈妈也从来没对我这么亲过。”她说那些话是因为，在头一天晚上她来我家玩，要走时正好大风降温，下起了大雪。我母亲坚持用棉大衣裹着她，把她送回到她的家门口。

　　近两年反复地听别人说起她的好，是两年前，她因脑出血而命在垂危时，那些久已疏于来往的旧乡亲，闻讯后纷纷来到医院里，面对昏迷的母亲落泪，诉说我母亲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那些最困难的时期，我母亲曾对他们如何如何。他们的感叹总是：你妈可是个大好人哪。

　　我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比别的母亲对孩子更为宠爱。但，奇怪的是，我们几个做儿女的，都在开始长大时对母亲顶撞，甚至在言语口气中训斥她。我自己都不太明白其中原因。我曾不自觉地反复地想过这些，如果不从自己身上找毛病而只冷清地审视自己母亲的话，能说得清的原因大概是以下这些：

　　首先是母亲的性情。她急躁，情绪不稳，怒气突然而来又自行而去，发脾气的时候总不合时宜，训斥我们时也总是抓不到点上，这会让我们突如其来地感到委屈。小的时候，我们还没能力为委屈申辨，也还不会使用言语顶撞，但已会用眼睛对抗，用沉默和瞪眼来和她相向，而她由着我们这样做，然后她自己再把无名的火气悄悄地消下去。这也纵容我们长大些时多添了反驳她的底气。如今，很多年月过去，我开始看着自己的孩子成长，我也越发地发现自己身上不可避免地继承了母亲的这种性格。现在，我在我的女儿身上看到我当年的影子：她还小，但已会用那种眼神反抗。我最初意识到这种相似时，我很恐惧。我尽量克敛自己，以免那些对女儿的良苦“用心”全被我的不良情绪抵消，像我母亲与我一样。

　　再有原因，大概就是她爱别人、爱儿女，却丢掉了自己。日子穷困时，她从来都克俭自己。不吃好穿好，全留给儿女。比如小时候我们吃菜，而她总以蒜汁和剩菜汤下饭；日子好过后她还如此，这让我们极不以为然。记得我成家后，她从老家来看我。我家中没人，而她敲开对面的人家的门。对门开门看了一眼，不等她把话讲完，对门的那个同事的丈夫就喝斥她走开，然后猛地把门关上。他把她当作讨饭的了。

　　也是，看看我们母女，一种越来越大的差别让人心酸：一个极胖，一个极瘦；一个肤黑邋遢，一个白晰清洁；一个还穿着乡下人也已少穿的大襟老蓝布褂，包裹着与年代不符的头巾，一个懂得时尚，有着不错的服装感觉。有时，在我和她的完全不同的生活中，我也会因为这种差异觉得心酸，但这是无力改变的，她就像她那一代人，已习惯了她定了型的生活方式。

　　再找原因的话，大概就是由于母亲身上那些太明显的缺点——她那超乎寻常的混乱。这一点她的确受到太多的责备，她做事丢三落四，说话颠三倒四，忘性强记性差，做事情总无条理。她这突出的缺点，太容易让人看清，我们总是指责她这一点。我母亲的家，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都是混乱不堪的。没有足够的家具时，春夏秋冬的衣物一年四季地搭在房间里扯着的的铁丝上；有了足够的新家具也仍然如此，一些积习已难已改变。

　　八十年代，我去外地上学学美术时，正赶上那时的美术界的现代派冲击传统观念的“革命浪潮”，我被“革命”的情绪感染并投身其中：画“现代派”的绘画；油印自己的“现代”诗集；参与风起云涌的绘画艺术群体，我的身体里洋溢着滚滚热情，生活仿佛是日新月异。但当我在假期中回到老家，回到那个仍不懂得扔垃圾、不懂得清洁的家里，看到家里仍旧肮脏，看到母亲的床上和床头的桌上毫无条理地堆满无用的废物时，我变得无力，往日激扬着的“现代思绪”就一下变得荒谬。但我积攒对这个无力改变的生活的无名的怒气，大概是这种削减不去又不做声张的怒气，令我的母亲对我胆怯。我的母亲怕我，这有时也让我觉得难受，因为不该是这样。

　　在我离开老家的这十余年里，我曾无数次回去(我工作的地方离老家不远)，每次从那里返回时，都让我有所触动，忧伤、心酸或者无能为力，而我说不清这一切。

　　母亲越老越唠叨，看新闻也要念叨，不停地给别人讲解，像她的好心一样，总是迫不及待地把她的所有拿出来，送给人。我总嫌她这一点，等她意识到我过份的言语并开始发火时，我也心烦。我总是在从老家返回的路是责备自己：很少回家一次，干嘛总让她不快？总是这样，让她不快，然后又后悔。

　　母亲出过最远的远门就是来我这里，而她不习惯楼房，从没在我这里长住过。她没见过什么世面，对外面的世界也无欲望。那年，她来我这里，我婆婆加上我的小家三口，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我不知道那是母亲第一次吃火锅，看到她竟大口地吃生肉时，我突然感到阵阵内疚和心酸。我忍不住地用伸手抚住她的肩膀。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已多年不曾那样触摸过她。

　　作为母亲，我定是比我母亲更懂得了如何做好一个母亲的道理，这也是从上辈人那里总结来的，希望在一种良性的递进中，我们的后辈会更好。人说只有对不起父母的儿女，却少有对对不起儿女的父母。像天下其他母亲一样，我的母亲也是一位，从不在儿女身上计得失的母亲。我能永远记得母亲的好，在我人生的一些关键地方，是我母亲成就了我：当我要学绘画时，是我母亲坚决支持而向邻人借来学费；在我在外求学时，我母亲为我的花费想方设法，做苦力拉地排车、做她并不适合她做的小生意；在我工作和婚姻的选择中，她相信并支持我。我很清楚，我的哪些福份是她给我的。

　　三.生死之痛

　　我写过我伯父的疾病与死亡，文章名字叫做《生死之痛》。我在我伯父的身上体会到生和死的创痛和悲凉。现在，让我更深地体会到这些的，是我的母亲。

　　98年的秋末，我得到母亲脑溢血病倒的消息，赶往老家的医院。虽然我有心理准备，但我见到母亲时，还是惊住了。那时她的脸已变形，口吐白沫、人事不醒，她曾患过一次脑溢血，后来康复了。所以，我没想到这一次病倒竟那么严重。看到母亲那张变形的脸时，我哭了。

　　母亲的出脑出血量很大，生命危险。我们要做的选择是，要么保守治疗听其命运，要么做钻孔排血手术，两者的后果可能都会造成瘫痪或植物人，而手术保住性命的可能性更大些。我们家人决定选择手术。

　　手术一开始时是在病房做的。我陪着我的母亲做颅骨钻孔手术。在太夫像做木工活一样地用手钻钻动母亲的头骨时，我手握着她的右手，感触着她的手和身体的抽动。这个本该更快结束的手术，阴差阳错地拖延了近五个小时。在病房手术失败转去手术室继续时，我不再跟去，我在那个县城医院的门口晃悠，我让自己的眼睛漫无目的地观看那些形形色色的行人，而不让自己多想。

　　手术后，是可怕的护理工作。我要学会做的是定时翻身按摩、查数脉搏、鼻饲、换排尿袋、记各种数字、换氧气瓶、加热液体以及更多，我胆颤心惊地向特护学做这一切。掌握每一项，都意味着我在心底经过一个由恐惧到抵抗再到适应的过程。在陪护母亲的那段日子里，我和我小弟轮换值班，而我大哥负责打点白天的所有事务，我们兄妹三人的尽心竭力，旁观的人曾为之叹服，而母亲的病情却仍然反复。

　　我母亲在医院住了近两个月，有一段时间，母亲的经过折腾的身体几乎开始变得“腐朽”了：血尿、高烧、水肿、身上长出莫名的脓疮和水泡。很多前来医院探视的乡亲街坊不敢近前，的确，疾病中的身体让人触目惊心。在治疔的时候，我甚至庆幸好在母亲是昏迷的，不然，她会何其痛苦而我们也会更难受。

　　在守护中，我一直是守后夜班，从午夜到第二天的下午。我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打量躺下的母亲，看不到前景时，我依赖书籍，看别人写下的痛苦，学会把眼前的痛苦“当做前尘往事并加以观察”。那时，晦暗的文字和我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我常常在黎明前的小睡时紧紧地抱着某个书本，那里面的某些字句让我觉出寒冷中的慰藉。

　　我们尽量让老父亲远离病房，不让他看到更多，我们都知道胆小怕事的父亲的承受力远不如他的这三个儿女。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是夜夜恶梦，高叫惊醒。所以在护理中，我们只分派父亲管冻冰块和送冰块的事儿，因为我母亲一直高烧不退，需要在头颅的周围以及腋下，不间断地放上冰决降温。一个刮寒风的深夜，两点多，我父亲突然来到病房，他来告诉我当年我外婆过世的秘密：在外婆最后的日子，我母亲不忍看着八十岁的外婆受晚期食道癌的疼痛的煎熬，给她服下两粒安眠药，外婆就没有再醒来。我父亲接着说：你母亲不行了，你们别再让她受罪了。

　　那一夜，我惊异地看着那一切，看着我的母亲的已经变形的脸。我知道，死也是一种诱惑。在最初我母亲向颅外排血的时候，有一深夜独自一人和母亲相对，我抚摸母亲昏迷中的手，悲泣着说“妈，你醒过来吧”。而我的话刚说完，就见我母亲，脸开始扭曲，一大股血液从插在颅内的排血管向排血瓶内涌出。我马上松开她的手，吓得半天不再动弹。原来她是有意识的，只是无力醒来。那时，我看到了死亡！它近在眼前，不需用多大的力气，只需你用一两句不当的话，就可以送母亲过去。我的恐惧，是一种面对诱惑的恐惧，就像小时从高处往下观看、从地面朝深水井里观看时，头脑里总闪过一丝往下跳的冲动和接下来的暗自恐惧一样。

　　冷静时，我认为我母亲替我外婆的选择是对的，离开极度的病痛是一种解脱。那年伯父为自己的做的选择，我现在也认为是对的。有一夜，和我一起陪护的小舅对我说：“当我老时，要给儿女说清楚，像遇到这种情况，就不要救了。”但我母亲不曾如此说过，我无能力替我母亲选择，我承受不了这种选择的重压，我只有听凭命运，而命运选择了更漫长的拆磨。

　　现在，两年多过去了。我母亲在老家瘫痪着，神志不清，大小便也不自知，生活不能自理，吃饭也靠人喂食，需要一两个人来照应她活下去。而她自己整天所能做的，就是在床上或是特制椅上，麻木地看着屋顶和用手反复地抓拿身边的东西。

　　有相关经验的人和我说过，一个普通家庭，是没有能力承受这样的病人的，不仅在经济上，还在心理上，都会是一种折磨。受到这种折磨最大的，应该是我的父亲。虽然家里一直请了人来照顾，但我的老父亲总是什么事都要亲自动手才放心。比如每次吃鱼他要给母亲留下最好的鱼块，把每一根的刺清除干净，亲自喂食我母亲，别人做这些他会不放心。在对母亲的照料上，我们任何人都不如他细心，而我们知道，他这样下去，会累垮的。我们尽力开导他放松些，我明白地对父亲说，现在的情况下，和我母亲相比，更重要的是你。

　　最近，我父亲已开始有了自己的一点娱乐，就是每天下午去街上转转，下一下棋，这让我觉得欣慰。我的熟人朋友，常会关心地问起我的母亲怎样了，我起初或会描述一番，但疾病是可耻的，是不便与人说的，尤其是那些无法示人的细节，更让人不能提及。所以，现在，当有人问起“你母亲现在怎样了”时，我总是说：“她就那样了。”实际上，在母亲初出院回家时，大家都对母亲的康复充满希望。我们各处查找康复治疔的方法和用尽各种康复药物。那时，长我十岁的大哥，坚持每晚给我母亲的四肢各做一百下伸缩按摩，他如此坚持不泄好几个月，但最后还是绝望了。母亲仍然瘫着，仍然意识不清。她更多的时候不认识我们，把我们叫做张三李四。而我本人，也在这两年多里，从那时的一个星期守她三天变为一星期回去一次、两星期回去一次，再变为现在的一个月回去看她一次。我常想起母亲那一脸麻木痴呆的样子，那样子几乎凝固不变为某种意象，在那个意象里面，除了这个生命在受苦地活着以外，我看不到它还有什么意义。

　　一个人，有时像一面镜子，别的人从他身上照见自己。我常常从母亲的身上看见自己，或是从我的身上看见母亲的影子。而她现在的镜象，只让我看到疾病：疾病比死亡更使人没有尊严，更磨蚀人心！我害怕生命像我母亲的生命那样倍受煎熬，我想，在我的天竟之日到来时，如果上天能让我选择，我企望能不疾而终，企望死得更为简单，让我一直保持住生和死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