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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达的人生流水帐

http://www.sina.com.cn 2001/05/16 13:22  光明书评网

  我是1960年出生的,生日好记,7月7号。

  我中学上的是北京七十二中,这是一个特别糟糕的学校,也是一个特别古怪的学校,是1964年在特别奇怪的一个前提下由从北京二中分出的一个侧院和一幢破楼组成。

  最早,我们是北京二中的初中部,后来因为二中嫌我们太差就把我们分出去了,另外成立了七十二中。到了1989年或者1990年的时候这个学校又被取消了,七十二中又并回到北京二中去了,二中把院子修了修就又成了一个学校。所以,我上的这个七十二中只存活了短短的一段时间。但是就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七十二中还真出了一些人,演员里有姜文、濮存昕;作家里有张辛欣;导演里有夏钢。

  我上到初三的时候,青年人可以考大学的事情就开始传出来了,在此之前我基本上就没怎么念书,我们那个年代的生活就像姜文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描述的那样。那个电影里的有些人物就是我们班的人,有些事就是发生在我们班的事。比如说“往帽子里放煤球”这件事,就是当年我们班一个姓王的同学干的。大家在班里闹归闹,但是知道恢复高考之后,大家就都赶紧复习功课了。结果,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专业是心理学。

  在北大,头两年我没怎么好好学,成绩上混个及格,只在重要的课上下下功夫,心里头老想着怎样才能尽快转校。

  我其实一直想当演员,我相信人人都有过演员梦,尤其像我这种天生喜好表现的人。但是我也知道从自己的整体形象上来说,当演员是很吃亏的。我个子太高,身高一米八五,这样的个子很不合适在舞台上演出的,我父亲说:“你在舞台上那么高,谁能和你配戏啊”因此,我一直明白,即便我真的当上了演员,也只能演一些很奇怪的角色。

  因为自己想当演员的关系,我在学校里搞起了业余剧社,名字就叫“北大剧社”,我在里面做导演,还做一些组织工作。我觉得北大剧社对我后来的演艺观念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影响,而且也把自己一生的方向选定了。

  我是1983年毕业的,原来准备报考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但是我发现当时报考研究生的招生简章中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规定,要求报考戏剧、航海、光学仪器制造等专业的考生一律不能是近视眼,裸眼视力必须在一点二以上。我的近视有五百多度,这一下又把我给限制住了。

  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的研究生就没有考成,只能按照心理学的方向被分配到北京东城师范学校去教教育心理学。

  那一段日子我的心情非常灰。但是我在工作单位人际关系一直特别好,与这个地方的同事相处比在大单位容易,师范学校莺歌燕舞的还大部分都是女生,起码让人觉得赏心悦目。

  1984年,我在黄宗江老师的家里碰到了美国尤金·奥涅尔戏剧中心的总裁乔治·怀特,他正好到中央戏剧学院来执导一部尤金奥涅尔的戏。

  在黄老的帮助下,我开始和乔治·怀特一起排戏,逐渐和他混熟了。他觉得我是一个热爱戏剧、懂一点英语、人品还算不错的中国青年,临走时他对我说:欢迎你来参加我们1985年的春季班。

  他回到美国后果真给我发了一个邀请,并给了我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免学费的优惠,再有一个,他给我寄来一个东西,这东西告诉我可以免考托福。这下子可算把我救了,不然当时让我去考托福或者GRE,那真的是可怕极了的过程。

  办完手续之后我就从东城师范辞职了。从此之后,我的戏剧生涯算是正式开始了。

  我实际上是1987年年底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回国的,其实,我心里明白自己完全是为了想转行才到美国去学习的,因为在国内我直接转行转不了。如果在国内就能转行,那我去都不用去美国。

  也就是在这时候,我的第一次婚姻宣告结束了。我和我那一位前妻并没有发生冲突,问题的关键在于我想回国,不论是我跟她留在那里还是她和我一起回国,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受委屈,这种委屈不是靠两个人感情好就能够弥补的。

  我回国的同时就和我现在的前妻宋丹丹在一起了,但说实话,我并不是为她而回国的。

  在回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概有两年的光景吧,我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可干。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还是不愿去干自己不愿干的事,比如如果再让我回到东城师范去教书,那我这些年来的东奔西跑所为何来呢?

  当时我手里拿着自己的毕业文凭,其实我如果把文凭送到国家教委去,他们也有义务对我进行分配。那时候国内的归国留学生非常少,可以说几乎没有,我如果去了,就是头一个。

  我后来还真去过那里,那是1989年底,去过之后一直没有消息,直到1990年我才得到分配函,分配我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

  这时的我已经开始一门心思地想去搞影视了,但我自己在国内的影视圈子里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圈子里没有任何人认识我,不能说因为你是英若诚的儿子,或者你手里晃着一张美国文凭就能所向披靡。这一行其实非常冷酷。

  现在回忆起来,我进入国内影视圈子里的第一块敲门砖还是导演谢晋给我的。

  有一天我看报纸新闻,知道中国的政协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开,国内著名的文艺界代表包括谢晋、潘虹等人都在那里开会,我想我似乎应该自报家门去找一找谢晋,也许他需要我这样的年轻人给他当助手。这个想法出现之后我立即出门,连出租车都没打,坐着小公共汽车就奔香山了。

  那一阵正是政协会议刚开始的时候,香山饭店住的都是政协代表,有站岗的在那里把门,我知道自己还得打一个电话进去先蒙一下。蒙来蒙来,直到最后我才套出了谢晋的房间号,然后我打电话给他,先是自报家门,然后说想跟他聊聊。我的运气不错,谢晋那天跟门卫打了一个招呼就让我进去了。进去之后,谢晋真的向我问了一些有关的问题,中午还留我在那里吃了一顿饭。

  当时谢晋正在筹拍一部电影,叫作《最后的贵族》。这部戏准备去美国拍,谢晋看我英文不错、对美国也熟,当即表示希望我能当他的助手。我靠着这样的原因真参加到剧组里去了。

  我们剧组到了美国之后,有一个角色临时找不到人来演就让我上了。那次是我第一次上银幕。

  这是一个小角色,是电影里潘虹演的那个角色的男朋友之一,总共只有四句台词。按照剧情发展,潘虹演的角色在多少年之后变得放荡了,曾经在带着她的一个老实巴交的男朋友参加宴会时又碰到了旧日情人。我演的,就是这个“老实巴交的男朋友”。

  当时,有一个我叫作“大表哥”的人也在我们剧组里,他叫颜彼得,是国内的一位老演员,他告诉我: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角色,我演出的角色在银幕上从来都是没有多少戏的,但我在银幕上永远会把电影胶片一格一格地演,一点都不浪费。我特别相信他的话,就开始仔细设计我的这点戏,想来想去我想起自己上大学时看到过一本小说《围城》,里面有一个情节如果放在我这个戏里可能挺合适的。当然,把这个偷来的细节付诸实施还需要做得没人看得出来我是在抄袭。我相信我周围当时没有人看过这本书,但我还是有点心虚,就问剧组的人是不是看过《围城》他们说没有。我又问他们是不是听说过这本书他们说“听说过,好像是说抗日战争的事儿”。于是,我决定偷《围城》中的这个情节。

  这个情节出现在刚开始的时候,方鸿渐和鲍小姐在船上有一个鲍小姐直接用烟到方的嘴上点烟的情节,钱钟书把这称为“间接亲嘴”,我想要偷的就是这个情节。

  我最后就是这么演的。也就是说,潘虹在戏里想点烟的时候,就是在我嘴上点的。

  这个电影后期制作完成之后按规矩要在上影厂先放,全厂的人照例都要去看。当时,上影厂的另一位导演黄蜀芹也看了这部片子,她看了我那段露了一面的表演后,立即要别人“帮我找找这个人是谁”她手下的副导演就开始找我,先是问到谢晋,知道我是英若诚的儿子。那时候我已经回北京了,他们马上把电话打到北京来。

  我当时拍完了《最后的贵族》后除了去给人家帮点小忙之外又没别的事干了,黄蜀芹的人恰恰在这时找到了我,他们在电话里告诉我,黄导下一步要拍《围城》,为了这戏,她想请我演出。

  黄蜀芹在《围城》电视剧里想让我演的角色是“赵辛楣”,这个角色非常重,也是我真正进入中国影视界的上马石。

  这个片子演完之后,我忽然被国内观众认为是一个演员了,而且是在某一级别上有名有姓的演员了。从那以后,我的事情就都好办了。做演员,名声来得直接,干得也顺,而且荣誉和知名度之类的得来都比干导演要快捷得多,所以我有三四年的时间再也没有想自己要干导演这事了。在这样的心态下,我不停地参加演出,一直到拍电视连续剧《爱你没商量》时,我觉得自己演“栽”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后,让我觉得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

  经过这几年拍戏,我重新冷静下来之后想到了很多东西,我后来总结出一些心得:人有出镜率和曝光率的问题,我如果长成巩俐那种样子,出镜一百次,别管演什么,老百姓看了都会高兴。但是如果我长得就是我这个样子,哪怕演得比天还好,出镜十来次人家就烦了,说“怎么老是他妈那个大胖子出来,真烦人”。所以我在珍惜自己表演黄金时段的同时,也明白自己过了这个“村”再怎么演,也没有用。

  与此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只有做演员的人才能感受到的一些苦恼。

  在《爱你没商量》演“栽”了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导演的问题,我时常问自己:如果是我自己来弄这部戏会怎么样包括选择演员、处理气氛、协调调子等等等等。我和编剧王朔坐下来痛定思痛地想这个问题,觉得这么下去不是回事。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比较早地接触过美国的情景喜剧,当时中国还没人知道这种戏剧形式,没人知道情景喜剧的现场是怎么拍摄和工作的。我对王朔说的头一个想法就是关于情景喜剧的,我说:“中国早该搞这一套了。”

  我生命中曾经有过的四年美国生活中,美国给我的多半是文化上的震撼。我觉得,美国人并不是一个智商比我们高的民族,绝对不是。我们如果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和他们竞争的话不会比他们差。但是我去美国之后的感觉就是乡下的一个小保姆进了大城市,而当我从大城市再回乡下的时候,可了不得了,美国给我的很多很多震撼和教育都可以用出来了。所以现在我在国内所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国内有很多人认为英达是一个有很多创造能力的人,能够发明出很多新的东西,脑子里有很多想法,其实我没有。我的很多东西都是把美国现成的成果转化为中国的东西,只不过我转化得相对巧妙一些。

  但很多玩艺我如果和人们说其实这些东西在美国都有,他们听了会兴味索然。事实上,不单单是语言,其它的比如概念、手法、观念等方面的很多事,我所扮演的角色都算是在搞翻译。

  于是,我和王朔一起策划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为了这部戏,我和另外两个编剧梁左和英壮直奔西山,搞封闭写作。当然,虽然是三个人一起奔的西山,但我们的剧本总的来说是梁左写的。

  那段时间过得比较苦,我们先写出了前四十集,然后就开始拍了。片子拍出来之后各方面的反映都不错,我们第二年又拍了八十集,前后相加,《我爱我家》总共一百二十集。

  导演《我爱我家》是在1993年,那回也是我第一次当导演。片子拍了两年,一直拍到1994年。1995年,我们自己成立了公司,叫作“英氏公司”,姓英的人基本上都加入到里面去了,拍摄资金哪里来的都有,有的是用别人的钱拍,有的是用自己的钱拍,这时候的局面基本上已经成为我们想拍什么就可以拍什么了。

  到目前为止,我拍的戏从来没有赔过钱,不但没赔过,多数还都赚钱了,有的还赚了大钱。1995年我拍了《起步停车》,1996年拍了《百老汇一百号》,1998年拍了《候车大厅》,再后来又拍了《新七十二家房客》。

  对于《百老汇一百号》我想多说两句,这实在是让我非常倒霉的一部片子,这部片子拍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为就是在拍戏期间,确切地说是我在后来去剪片子和在上海配音期间,我家里就“后院着火”了。

  当然,也可以说基本上我们两人出现状况是同时的事情。直到今天,我对我和宋丹丹离婚的原因也不想多说,因为我和她在离婚时曾经约定彼此不向媒体透露我们之间的事情,哪怕某一方说的是事实也不行,因为从某人嘴里说出的事实肯定有偏向性。其实,在我和宋丹丹共同生活的这十年当中,我们共同的私生活实在太少了,很多不该说甚至不是自己意思的东西都顺着媒体的意思走了。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导过电影,我虽然干这行是从电影开始的,但是我对电影一直有一种敬畏,不敢轻易尝试。

  另外,我也在尽量地克服自己的话剧痕迹。话剧一方面给了我一些便利,等于让我拄了一支话剧手杖,但是我在很多问题上摆脱不了它的影响。

  我未来的打算是走一步看一步,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我下面可能还会接着搞一段时间的情景喜剧。

  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让我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成长过程,不得不承认的是:如果我不是英若诚的儿子,还别说这样的情况,如果我的父母没从监狱里被放出来,或者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杀了,那我今天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虽然在我人生非常痛苦的几个关口我都没能得到家里的重大帮助,但是我间接地还是因为父亲的原因走上了坦途。我父亲1986年当官,我1987年年底回国,我在这个圈子里混,又是家庭中最重要的成员,确实得到了一些无形的便利。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父母给我最大的财富其实是在教育上,我的知识积累、兴趣培养、情感铸造,实际上都是我父母给我的,这才真是我得到的最大“便利”。

  (摘自《美国之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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