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严冬和初春的转换是没有什么界限的，节气也未必就按照日历走。到了春天，冷还是照样冷，甚至比冬天还冷得蝎虎。1992 年的春天对于郎国任来说，似乎比他经历过的任何一个春天都要寒冷。他从二月份就对春天充满了期待与渴望，然而，眼瞅就要到三月了，却仍然看不到任何气温转暖的迹象。他一天天掐算着日子，度日如年，心绪只能越来越焦躁。

　　带儿子进北京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小五”本来是早就打算好的事情。并且，他早就开始下手准备。他托亲告友，想方设法往北京调动工作。只有把工作调到北京，哪怕临时性的那种借调或帮忙，他也会感恩戴德。郎国任是个有头脑有本事的人，他在社会上多少也是属于体面的人，所以，有位市府官员的秘书热心帮忙。这位秘书找到了沈阳驻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这人心地善良，热爱文学艺术，一听说是到北京学钢琴，而且是个很有出息的孩子，就满口应承下来。这消息给郎国任带来了多大的喜悦呵！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假如郎国任是一般的工作人员，这件事就办成了，完全可以动身，而他偏偏是人民警察，还不是一般的警察，是治安特警。沈阳驻京办事处没有治安特警这种编制，所以，工作调动之事根本行不通。但是，郎国任不死心，他认为事在人为。于是，他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本单位领导要求借调到北京办事处工作。他以为这是周喻打黄盖的事，爱打与爱挨双方愿意。人家北京那边办事处已经同意了，如果我们沈阳公安局这边肯放，那不就可以成行吗？中国的事情一向是研究研究，不让你马上失望，却也不给你太多的希望。郎国任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寝食不安。

　　有经验的家长要想让孩子在钢琴上真正有造旨，大凡都是让孩子提前一年来到北京。提前一年这是很重要的经验，一来是提早检验一下你的孩子弹琴水平距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要求究竟有怎样的差距，发现这种差距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供使用，肯定来得及；二来嘛，那就是人们心照不宣的事情了：找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好老师，让这位老师把你的孩子当成他在北京的真正学生，这样的话，到了考试时，别人就不能把你当外地人看了。不当成外地人看而予以适当关照，这里边的学问有多大？

　　精明的郎国任不能不深谙此道。然而，精明人也未必就能把什么事情都整明白。而一旦整不明白，他会比不精明的人更加苦恼。郎国任在1992年的春天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苦恼之中。他不能不到北京去陪儿子，儿子是他一手管起来的，儿子在钢琴上的任何一点进步无不与他密切相关。而且，儿子已经不可能离开他了。但是，工作就能放弃吗？他怎么可能舍得放弃？他最看重的就是工作。有谁知道他奋斗到今天这个份上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如果放弃工作就等于放弃了自己苦争苦熬的前程，这里边有多少难以忘却的辛酸血泪。进入不惑之年的郎国任面临着真正的抉择。其实，是一种割舍。他总想两头不耽误，他总想把什么事情办得更贴切一点，进有进路，退有退路，横竖不吃亏。可是，哪有这样的好事？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郎国任的儿子郎朗确实天资过人，才仅仅几年的时间，他就以不可思议的进度超越了这个城市里的所有学钢琴的孩子。比他早弹半年的他撵上了，比他早弹一年的他超越了，他好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降临下来的，他那股子疯狂的弹琴劲头就像与人赛跑，他总是眼珠子瞪得大大的，紧盯着前边的人追撵，他不允许有人在他的前边跑。谁跑在他的前边他就撵谁。他曾毫不费力地夺得了首届沈阳少儿钢琴大赛的第一名。随着一片惊羡之后，便是无法逃避的嫉妒。特别是那些同样吃苦同样付出代价同样希望获奖同样渴望考进北京的琴童的家长们。他们都在盯着争强好胜的郎国任父子下一步怎么办。郎朗不是杰出吗？不是天才神童吗？去北京报考附小你郎国任能陪同？你的工作怎么办？要是换了别人去陪郎朗，那就不好使了！周围人甚至比郎国任自己更清楚所面临的难题。在他们的眼里，郎国任总是过于自傲，总是那么仰着脖子，牛逼哄哄的样子，似乎总是比别人高出一头来，甚至他的一个随随便便的笑声也搞得别的家长不舒服。他大概是那种时常叫一些俗人不很舒服的主。问题是他才不管不顾，只要自己的孩子不亏，只要比别人强，比别人高出一头就行。在他风风火火地带着儿子奔功名时忽略了自身的绅士般修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周围人却并不这般同情达理。甚至有人似乎从心里往外希望他别这么顺利，希望他多遇到点坎坷，吃点亏、倒点霉什么的才好呢！公允地说，这也不能光指责别人的嫉妒，别人的狭隘。即便是一位相对有些修养的家长与老郎在一起大概也不会很舒服的。老郎天生一付傲骨，他就不会低头走路，就不会冲别人谦虚地笑笑，哪怕客气一些的事情他都不屑。那次沈阳少儿钢琴比赛，是沈阳这座城市头一回搞的，头一回的事情总是很新鲜很让人难忘。比赛是在沈阳的青年宫举行。青年宫的建筑很平淡，既没有什么西洋古典派的柱廊也没有燕翼般飞峙的中国古文化风韵。走廊的破旧阴暗使得人们敢于随地吐痰，也敢于聚堆对于比赛发表感慨。家长们到了一堆儿，各怀心腹事，表面上却都是另外一种客气。彼此问到对方的孩子时，家长们都很谦逊，那种谦逊总是以夸别人的孩子贬自己孩子的方式传递。人们习惯了这种传递方式，而偏偏遇到郎国任时，却完全是另外一套。他既不夸别人的孩子，更不贬自己的孩子。人们彼此相视一笑，说几句应酬话，等老郎一转身，人们背地里议论的就完全是另外一套话了。郎国任听不到，他也不爱听，他迈着高傲的不合群的步子走向了那扇别人不敢靠近的门——那是正在比赛的那间大厅的门，大厅的门关着比开着神密神圣，这哪是平头百姓可以随便出入的地方呢？家长们对这扇门无疑是很敏感的，每一次开合都让围聚成堆的人将目光立刻刷齐投过去。出来一个孩子，又进去一个。有的面露喜悦而有的则是一幅沮丧相。当那扇门的不时开合中出现的是一位身着大盖帽的警官时，人们聚拢的眼睛里原有的内容瞬间起了变化。这身衣服太抢眼了还是穿这身衣服的人太牛逼了？这是谁呀？这你还不认得？郎朗他爸！郎朗他爸咋的？就他特殊？

　　没错，郎国任就是要追求特殊。从他自身成长道路来看，他吃了多少苦，遇到了多少坎坷，甚至可以说是跌了多少跟头。他不气馁不服输，他为得就是特殊这两个字。对于他而言，这是一种境界，一种追求，不管别人怎么看，只要能够特殊，能够比别人强，他才不在乎别人厌不厌烦。在中国，警察是很神气的职业，特警，就是特殊中的特殊。许多场合别人不得出入而警察可以。比如看球赛，别人没票能进去吗？可警察能。音乐会、舞厅什么的警察还有不能进去的地方？在这种很神圣的比赛场上人家明明说得清楚不许家长们靠前，怕影响孩子比赛，所有的家长都躲得远远的，可唯有这位“特殊”警察可以随意出入。比赛需要平等竟争，而平等是普通中国人的最不容侵犯的心态，可是，这种心态被郎国任打破了，人们怎能不对他产生反感和敌意呢？产生反感和敌意对郎国任肯定不利。但是，他郎国任无论走到了哪里就总有人与他过不去，总有人想方设法鼓捣他。他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他到北京以后吃了很大苦头，他和儿子的前程险些被葬送。这是后话。

　　沉浸在获得沈阳首届比赛第一名喜悦中的郎朗父子当时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这是他们首战告捷，除了高兴之外，还增添了许多信心。不是有句话叫作“春风得意马蹄疾”吗？当许多家长用自行车载着各自的孩子沮丧着离开青年宫时，我见到了郎国任跨着亮闪闪的摩托车，对坐在身后的儿子照看了一眼，一踩油门，嗖地一家伙就飞出去好远。摩托车是白颜色的，可以用一匹毛色光亮高贵骄健的纯种洋马比喻。是从日本进口的，在当时沈阳公安系统第一批进口的这种摩托车仅有三台，这三台车一进院就立即引来了那么多人围观。有的啧啧赞叹，有的止不住上前抚摸，有的干脆跨上去试巴试巴。众多羡慕的年轻人中，有谁能够真正得到呢？郎国任看到这几台摩托时也和别的警察一样眼热，只不过他表现得平稳一些。私下里他也在核计着，这三台中会不会有一台属于他呢？在他看来，这不仅是辆摩托车，而是一种荣誉，一种资格的象征。他如愿以尝地得到了。骑上这辆车在沈阳的大街小巷穿行有种特别爽的感觉，骑快的时候，就跟飞翔似的。他用眼睛的余光就可以看到许多人用羡慕的目光瞄着他。当他用这辆崭新的摩托载着儿子去老师家上课时，他更是有种自豪感。别的家长骑自行车载孩子上课，骑自行车多慢，跟摩托怎么比？当他的摩托往哪个地方一停，引起围观者的赞赏时，他的心里更是获得一种满足。尽管这是微不足道的满足，但对他而言也是多少可以欣慰的事情。

　　的确够让人羡慕的了：如此风光的日本摩托车，如此风光的儿子，还挂着威风八面的公安牌照，一路飞驰，简直就是不可阻挡，所向披摩了。摩托车响亮地喷吐着郁闷，超越着前边的无数车辆，左扭右旋，犹如在水中开路畅行。那副顺遂与得意令甩在身后的那些骑自行车的家长和孩子望尘莫及。那时候就有人说，谁能比过郎朗呀，你看人家那爸！在沈阳这座城市里，郎国任确实是优越的。但是，他也只能在沈阳优越，一旦离开沈阳，离开他的特殊位置，他还能神气起来吗？郎国任当时是沈阳治安特警支队一科的科员。他当时各方面处境都不错，在单位有人捧他，捧他的人是因为家中的孩子在学钢琴，凡是学钢琴的家长不能不对郎国任敬佩三分。他还有幸遇到了一位能够理解他支持他的支队长——马世腾。老马也很喜欢郎朗，他在给老郎安排工作时很是照顾他，给他很大的自由度，为了让他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培养孩子，甚至时常可以让他公私兼顾。比如哪个地方有音乐会，有演出，就让老郎前去，一来可以带儿子观摩学习，二来顺便帮着维持秩序。几年来，支队长对郎国任的关照令郎国任感激不已。这次他要去北京也将希望寄托在支队长那里，他期待着从那张严肃认真的面孔上看到希望。

　　这种希望就像初春的气候，总是看不出什么时候转暖。而且，你越是盼着暖和却越是一天比一天冷起来。郎国任在这种寒冷中骑着摩托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得意感了。他感到的冷是实实在在的难以抵挡。需要办的事情太多，工作调动就够他忙乎了，还得到北京那边跑房子找老师，在这种时候，自己的工作还不能丢下不管。他来到单位，把摩托车刚停稳，就有人迎上来热心地探问他事情进展得怎么样，这使他心里多少感到一些温暖。此人是他的同事，因孩子也弹琴，所以对他格外热情，尤其是这些天他处处遇到麻烦和不顺心时，这位同事表现出比平时更多的热心。郎国任被他感动了，遂之视为知心朋友。他把苦恼与同事说了，同事好言相劝，并表示有需要他帮忙的地方一定在所不辞。队长不在，郎国任本来是要和队长请假的，因为轮到他值班了，而且他知道这是很重要的值班，是全市举行的大型活动。干他们这种特警工作的就是这种性质，平时没事时真就没啥事，而一旦有任务，那就是十分重要的，可耽误不的。郎国任深知他的工作性质，所以，当他得知要有重要任务值勤时，不能不到单位来找队长请假。队长不在，他只能让那位热心的同事替他请假。

　　问题出现得让他莫名惊诧。事后，队长非常严肃地批评他为什么擅自不执行任务？那么重要的任务怎么可以如此随随便便？你孩子弹琴再重要也不该耽误这次值勤，况且，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请假嘛，什么时候不照顾你？！劈头一顿胖训让郎国任有口难辩。他懵懂了。那位热心的同事其实并没有替他请假，他明明满口应承下来，那份热情那种哥们够意思的仗义之举怎么可能连个假都没替他请呢？他想不明白！等他真正想明白时，他的心比天气还寒冷。寒冷的时候促使他清醒。他意识到自己想得太美好了，世上是没有那么美好的事情的。正如别人所言，好事都成你的了？你想到北京陪孩子弹琴，还想不放弃工作，天下哪有这等好事？调到北京是不可能的，而借调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国家有明文规定人民警察不可以借调到外地工作，警风警纪不允许这样，除非你脱掉警察服装，而脱掉服装那是简单事吗？得申报，得有充足理由，而能否批下来还不好说，即使能批下来，那一来二去也得相当长的时间了，他郎国任等不起，他必须快刀斩乱麻。他觉得已经到了紧关节要的时候，绝不可以再延迟。郎朗的老师朱雅芬教授非常理解他，帮着他在北京那边找老师。这是关键的一环，如果老师找不好，那么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凭着朱教授的威望和影响，北京那边的老师总算找好了，郎国任已经与北京的老师通了电话，经商量，郎朗去北京上课的时间定在下周。满打满算还有一周的时间，他的工作此时还没有着落，何况行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办，仿佛一生的事情都拥挤到了这几天。这使郎国任本来就沉重的心理更增加了负载。

　　无需和任何人商量，郎国任是位真正的汉子。连日来的东奔西跑，求爷爷告奶奶地办工作调动，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逼到份上了，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他索性捉笔写下了辞职报告。要求辞职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儿子弹钢琴。他从来就不喜欢罗索，更不喜欢绕圈子。但是，落到纸面上，他还是想把话说得委婉一点，好听一点，起码别太生硬。他反复琢磨着，推敲着，也就那么几行字，把他折磨得够呛。写好报告，已到深夜。郎朗这几天感冒了，发着高烧，他把儿子叫起来喂了退烧药，刚要躺下，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这声音在夜深人静时响得令人心惊肉跳。妻子周秀兰敏感地意识到可能出事了，她紧张地问：谁？

　　敲门的人是周秀兰的弟弟，他一进门，就神色慌张地说我爸不行了。周秀兰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无比，她冲弟弟喊叫起来，声音却是软弱无力的：你说什么？弟弟喘了喘，才缓过一口气说父亲犯病了，已经让他送进医院。哥哥在外地工作，遇到这种事情只能来找姐姐。甭说了，父亲一定病得不轻，否则，弟弟绝不会这么晚跑来找她的。她急得直劲瞅着郎国任问咋办。郎国任冷静地说，这么晚了，你在家照看郎朗吧，我去。于是，郎国任跟着内弟急匆匆赶到医院。

　　岳父已是神志昏迷。他患了脑血栓，这已经是第二次得脑血栓了。郎国任和内弟轮流守着老人，连日来的疲倦似乎在这一瞬间都找上来了，尤其到了下半夜正是最为难熬的时候，但是，郎国任挺住了，他几乎一眼没眨。岳父和姑爷的感情并不怎么融洽，因为从一开始他跟人家女儿谈恋爱时，岳父大人就不大同意。自尊心很强的郎国任每每见到岳父大人，总不免感到有些压抑。老人病倒了，守在病床边的姑爷小心翼翼，他生怕稍有不慎，会惹老人不高兴。那几天，是郎国任终生难忘的日子。多少事，而且都是大事在难为他。哪一件事摆不平都不成。眼瞅着跟北京那边的老师定的上课时间在一天天逼近。他心焦，妻子更是心焦。父亲病情在一天天加重，已经是弥留之际，大夫都跟家属把话挑明了，让他们子女随时做好准备，料理后事。在这种时刻，怎么能让丈夫带儿子上北京上课呢？就这么一个姑爷，人家都在瞅着，万一到了那时候大家都到场却偏偏少了郎国任，那岂不让人家笑话？已经是周三了，到下个星期一上课还有几天？肯定不赶趟的。火车票他郎国任已经买好了。再加上儿子的高烧还没退，周秀兰越核计越上火。那几天她动不动就跟郎国任吵。她抱怨郎国任不该把去北京的时间定在下周一，她认为不能走。郎国任也深觉为难，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岳父偏偏在这时候发病。他说得也有道理，在北京找个好老师不容易，第一次跟人家打交道已经定好的事情，要是不守信，怕一开始就给人家老师一个不好的印象。周秀兰说什么不好印象？你就如实说要在医院照顾病人，推后几天再去上课我就不信那老师会生气？你不打电话我来打，我跟老师说说，看她有没有同情心。

　　电话最终没有打，那是因为郎国任觉得妻子说得在理。他让步了：那好吧，不行就推迟几天。妻子问那票呢？她也知道这趟火车的票非常不好买，郎国任是求人给买的。郎国任表示要把票退掉。退掉就快去退呀？但郎国任嘴上这么说，却没有真正去退。周秀兰后来说这个郎国任多有老猪腰子！

　　再回过头来说郎国任把辞职报告写好，就在忙乱中抽空到单位了。那报告是用一张32开纸写的，纸张很粗糙，他后来跟我讲到这件事时，还不免有些叹惋，他说他应该用一张更好的信纸，起码应该用16开的纸。他把32开纸的辞职报告折叠成一个小小的方块状，他竟没有找到一个像样的信封装进去。当然了，他把这个折叠好的小纸条交给支队政委时，他的神情是非常庄重的。

　　支队政委是个细心的人，他把那个小纸条精心铺展在桌面上，像看一个很长很长的文件，32开纸上就那么几行字：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为了培养我的儿子，我必须去北京陪他学琴。孩子太小，需要人照顾，他离不开我，请领导能够理解我，支持我``````

　　为了儿子，为了他们的宝贝儿子。支队政委边看边琢磨，他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好久才抬起头来盯视郎国任，似乎在印证这个纸条是不是他写的。这不是儿戏，彼此都明白。政委以他的经验和成熟劝郎国任再慎重地好好考虑考虑。郎国任无比坚定地说，该想的他都想好了，只希望领导尽快批准。他不希望政委做他的思想工作，也不希望政委对他有任何挽留，那样他会难过的。他只是一味地请求政委快一点批复，越快越好。他说他得抓紧时间，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他去办。

　　翌日，他早早就来到单位。如果说他是来听信的莫不如说他是来与同事们告别的。他把那辆日本摩托车停在了支队院里，他找到一个靠墙边的僻静处把摩托车锁好。昨天，他把摩托车里里外外擦拭一新，他今天就不打算把这辆人人羡慕的摩托骑回去了。

　　他作好了充分准备，批不批他都走定了，决不回头。既然已经辞职，交个报告等待批准，那只不过是个形式问题。不过来说，他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比较正规的手续，正儿八经地离开这里。他觉得单位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他辞职，他并不希望别人不知道。那样好像有点不光明正大似的。

　　他比平时上班时间至少提前了一刻钟。走廊里没有碰到熟人，清扫干净的空间弥散出一股亲切而熟悉的味道。走廊里很空荡，置身其中使他突然觉得心里边也是这么空荡荡的。科室里的同事还没到来，他打开门，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他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坐在这里了，他不会再来了。他想拾掇一下该拿走的东西，可是，他觉得一片茫然而不知所措。他瞅着玻璃板下边压着的一张张照片，往事不禁一幕幕回现开来，带着一种新鲜的诱惑，仿佛就在昨天。于是，他的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深深的眷恋。每天坐在这间屋子时并不觉得怎样，而当真要离开，再也不属于这里时，真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

　　陆陆续续来人了，走廊里的每一点音响都使他怦然心动。和他同科室的人推门进来发现他坐在这里，便热情地围过来跟他聊天。人们都知道他要辞职了，就好像是经过商量了似的，口径一直地表示惋惜和挽留。还有人张罗着要请他吃饭，为他送行。那位嫉妒他都没有给他请假的“同事”也表现出一幅很仗义的样子。郎国任只能哭笑以对。他知道这里边有的是真心，有的只是出于应酬。无论怎样，人们一闹腾，就把气氛搞得很有离别的伤感味道，而郎国任矛盾敏感的心最怕的就是这种气氛。他打算尽快逃脱。但是，他发现老科长还没来。老科长性情温和，对科里边的同志非常关心，无论大事小情他都爱操心。尤其他对郎国任更为理解和支持。他很羡慕郎国任有郎朗这么好的儿子。他并不喜欢钢琴，但是，因为他喜欢郎朗，所以，他开始关心钢琴了。报纸上但凡有钢琴比赛和有关钢琴的消息他都注意替郎国任收存。那次报纸上登出郎朗获得沈阳首届钢琴比赛第一名时，老科长高兴得就像自己的孩子获奖了似的，手里抖动着报纸，一个劲向人们宣扬着。在这么一位厚道慈祥的老科长庇护下郎国任一直工作得很舒心。他在心里边深深地为之庆幸，为之感谢，而如今要真正离开他了，怎么能不告而辞呢？一定要等他。

　　冷丁，郎国任发现门口立着一个人，就那么定定地冲他这边瞅，好像这人早就进来了，就等着他去发现：那是一幅多么悲悯的面孔，鬓发花白了，眼角围拢的褶子显得比平时更多更深了，那双眼睛充满深情的关切。郎国任说，他那天一看到老科长，眼泪就止不住了。他说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把办公桌腾出来，把摩托车的钥匙、手枪、报话机、还有佩戴的徽章都交给了老科长时，老科长的眼圈也红了。他以为老科长会抱怨他为何不提早说一声，也不商量一下，就这么匆匆忙忙地辞职了，可是，老科长什么也没说，他好像早就豫测到了一切，一点都不感到意外。这就使郎国任更加感动。当他洒泪而别时，老科长说话了：你也不能就这么走呀？咱总得整一桌送送你！

　　郎国任的手被老科长撰着，一片暖融融的感觉。他好不容易才止住泪水。他没有接受老科长的好意，他没有这份心思。他惦着病危的岳父，因为他才能够真正左右他们能否按时进京。如果他老人家早一天驾鹤而去，那么他就有希望按原计划进行，要是再拖上两天，那么真就得退票了。算是老天长眼还是外祖父不原耽误外孙的前程？就在郎国任交上辞职报告那天，与世长辞了。

　　郎国任在走出支队大院时，还不知道岳父已经仙逝。他还沉浸在失去工作的难过中，只感觉每迈出一步，脚步好沉！来的时候，他是骑着摩托来的，走出去时，却没有了摩托。骑惯了的摩托突然失去了，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他在过横道时都显得迟钝了，几乎就不知道往哪迈步。刚迈出一步又往回收，结果差点让一辆车撞了。那个司机把脑袋从车窗探出来，冲他咕哝了一句什么，显然是对他的大不敬。要是有摩托，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撵上去，好好教训一下这小子的。可是，他无能为力。在这座城市他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威风，任何人都不会再怕他了。其实，这种失落感在他以后去北京的日子里才会真正体现出来，而且越来越有感慨。这是后话。

　　辞职后的郎国任面对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为岳父张罗丧事。按着风俗，人死后需要停放三天才能出殡。操办丧事是件十分麻烦的事情，有很多风俗，也有很多说道，亲朋好友得赶来，还有外地的。这一来二去，总得几天。但是，去北京的票那么难买，已经买好了，就得按原计划去了，为了两不耽误，只能提早举办丧事，但这意味着什么？能因为这个理由使岳父的葬礼提前进行吗？郎国任深知其中的利害。但是，他要是认准的事情是一定要做的，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他必须先取得妻子的支持。他连工作都不要了，他什么都能够舍弃，只要为了儿子，他早已横下一条心，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辞。然而，要想达到目的，他首先得说服妻子。

　　周秀兰感觉到父亲病重这几天里，人们就对姑爷有意见，好象心里边只有自己儿子弹琴而对老丈人的病不那么上心。弹钢琴就在沈阳弹呗，沈阳也有音乐学院，何必偏要上北京？而且，还去得那么急，听说票早就买好了，甚至连老爷子死活都不顾。从人们的问话和眼神中周秀兰感到了极大的压力。一边是要安抚亲友，两个姑姑都为爸爸奔丧来的，还有在外地的叔叔，也得赶来送葬。而提前一天送葬，叔叔能及时赶来吗？再说，时间这么仓促能办好吗？可是，不提前上北京咋办？跟老师说好了，也真不能出耳反耳。在北京找老师多不容易呵，别人不清楚她可是再清楚不过了。怎么办呢？她一时竟没了主意。

　　郎国任大主意已定。从他的坚定态度上看，他早就这么做准备了。她这才知道郎国任牙根就不曾想过退票，尽管她那么闹腾。关键时刻，周秀兰总是要听郎国任的，在培养儿子这一点上，她与郎国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强。

　　她充分相信丈夫郎国任的本事。当年，周围那么多人家的孩子弹钢琴，人家比郎朗起步早得多，也有更多的理由炫耀，可是，郎国任对周秀兰说你等着瞧吧，我一定要让郎朗超过所有人！后来，郎朗神奇的进步不仅征服了周围的人也征服了周秀兰。她从此坚信郎国任会让他们的儿子出人头地。郎国任对郎朗的每一步按排，都是恰到好处的，这一点周秀兰深信不疑。几年来，她已经习惯了服从郎国任。

　　然而，这一次，她不能不犹豫。因为父亲的葬礼已经决定了，怎么可以因为儿子去北京学琴而使葬礼提前一天呢？再说，都通知亲朋好友了，怎么好改呢？人家能理解吗？怎么就偏偏得早一天呢？难道上北京学琴差一天就不成？这也未免太不近情理了！她劝郎国任再推迟一天走吧。但是，郎国任铁着脸说不行。他说已经与北京那边的老师说好了，不能更改。如果更改的话，那么第一次就给老师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多年，只有作妻子的知道，郎国任是说一不二的，尤其在重大的事情上更是如此。在她看来，郎国任是不会放弃工作的，他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且，在他的人生道路上，他为获得一份好的工作，为了出人头地，他曾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而今，为了他们的儿子的前程，他毅然决然地把自己重要的工作都辞掉了，简直就是一付破釜沉舟的架式，她还能阻拦得了吗？为了儿子他郎国任认为一切都得让步，没有不能让步的事情，这是硬道理，不能去讲那种通常意义上的通情达理什么。问题是如何说服亲友把已经通知的葬礼提前一天？她陷入了左右为难之中。

　　不能迟疑了，周秀兰知道只能执行郎国任的指示。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必须执行。但是，亲戚们一听，就来气了。人家说孩子学琴就差这一天啊？真是没听说天下有这样的事情。邻居们听了这种事情也大惑不解。在外地的亲戚们在电话里听说因为这个理由让他们提早一天赶来，他们觉得非常可笑。他们怎么也无法理解。周秀兰怕把事情弄得太僵，使得家里人都对郎国任有意见，便试探着想再说服郎国任，可是，她无论如何也拗不过郎国任。她只好硬着头皮跟家里人对抗。他们为了孩子，一向都是这么夫唱妇随，他们首先达到了这种高度的默契和统一，才能有力量去说服别人。

　　要说服的人中大哥是关键人物。一开始闹闹着上北京时，大哥就不大满意，他也给郎国任施加了压力。他认为郎国任作为唯一的姑爷不能不参加葬礼就一走了之。他让郎国任自己考虑，那样做合适吗？在他看来，妹夫多少有些过份了，平时就一个劲让儿子弹琴，眼睛里只认钢琴和儿子，亲戚们都有这个反映，都不大敢上他们家，来了他郎国任也不热情，顾不上别人只顾儿子，现在，老爷子去世了，到了这种节骨眼上却还是一味地只想儿子弹琴，儿子弹琴真就那么高于一切至高无尚吗？周秀兰知道大哥对他们有想法，但是，她更知道大哥是个明白人，他善解人意，只要把话说清楚了，求得他的支持，他不会不热心的。果然，她说服了大哥。周秀兰非常感谢她的哥哥。在以后的日子里，当她每每遇到最为关键的事情时，都是她的哥哥帮了她的大忙，使她渡过难关。周秀兰想让全家人同意提前一天举办葬礼确实不容易。人家认为既然定下的葬礼更改日子不吉利，直到今天还有的亲友为此耿耿于怀，但是，毕竟葬礼按着郎国任的意愿得以提前进行了。

　　三月初的沈阳，春寒料峭，阴风阵阵。早晨起来天就阴呼啦的，一支送葬的车队在城市中心的街道上缓缓穿过，朝着回龙岗的火葬场方向忧伤地开去。家属们坐在头一辆车内，头一辆车内比别的车内更具悲伤气氛。周秀兰两眼哭得红肿，眼泪把整个一张脸都弄湿了，她对父亲有着特殊的感情，这是因为9岁时她就失去了母亲，她一直被父亲呵护着长大。父亲非常疼爱他们姊妹，尤其是对她这唯一的女儿。她从小到大得到的父爱太多了，她对父亲的依恋也太深了。她深深知道父亲为她们兄妹付出了怎样的辛苦和代价。平时，忙得总顾不上回家照看父亲，总觉得来日方长，而今天当她意识到父亲永远地离她而去，再也见不到了时，她才发觉她有多么痛苦多么悲伤！

　　外公的葬礼郎朗是不知道的。他感冒发烧一直没好利索，怕他加重病情影响第二天的北京之行，就让他一个人呆在家里。就这样，他没有能够参加外公的葬礼。他那时才8岁，8岁时，他就已经非常通达事理了。事后，当妈妈告诉他外公去世了时，他跟妈妈抱头大哭。他抱怨妈妈不该不让他去为外公送葬。妈妈答应他有时间一定带他去外公的墓地看看，却至今也未能如愿。外公的坟墓早已是芳草凄凄了吧？也许外公的去世是他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失去亲人的痛苦！他当时还没有能力弹肖邦的葬礼，但是，他喜欢听那首曲子。那是一首著名的乐曲，在郎朗那个年纪的孩子听来简直深不可测。可郎朗就喜欢听那种深不可测的乐曲。如果他那时会弹这首《葬礼》，他一定会为他的外祖父弹上这首乐曲送他老人家上路。当然后来郎朗在弹这首著名的曲子时，不知道他是否在腼怀他的外公。

　　周秀兰泪洒长天地送走了亲爱的老父亲，睁着那双红肿的眼睛又忙着给丈夫和儿子拾掇进京的东西。他们爷俩在葬礼的当天晚上就要去北京，简直是刻不容缓。穿的、用的、吃的还有钢琴、箱子什么乱七八糟的要运到北京需要一辆大汽车。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要把所有东西拾掇好，可真正要了周秀兰的张逞。她是个能干的女人，她有多少天没有睡好觉了，悲伤没有把她击倒，忙累也没有把她击倒，她风风火火地忙着她应该忙的事情。

　　郎国任通过战友找来了一辆大解放，车都开进院了，司机在楼下一声声鸣笛。周秀兰下楼把司机请上来时，见郎国任他们爷俩还守在钢琴前，全然没有要走的意思。周秀兰便催促他们麻溜点，人家司机都来了，郎朗刚停下，一边督战的郎国任便板着面孔充满威严地说，不行，郎朗还没弹贝多芬呢！周秀兰知道郎国任的脾气。他就是这样不管遇到多么重要的事情，就是火上房子了，那么郎朗也得把琴弹完。于是，她充满歉意地招待着司机。

　　这几天感冒了，郎朗的课程多少受到点影响，但是，郎国任一定要让他找回来，一定要补上。郎国任对于郎朗的要求从来就是这样一丝不拘，雷打不动。这也是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对于父亲这种近乎不近情理的要求郎朗已经适应了。尽管感冒发烧，他也没有停止弹琴，只不过比平时少弹了一点而已。这一天他弹得比平时任何一天都多，不仅得把前几天少弹的补上，还得把明天的作业弹出来。因为明天的迁徙，还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还能不能有条件弹琴，总得往前赶。父亲跟他说明白的事情，他就得无条件地照办。尽管已经弹了一整天，尽管已经很累很累了，他都不敢有丝毫松懈。

　　郎朗当时正在弹贝多芬的奏鸣曲OP110。这是贝多芬晚年的作品，一个8岁的孩子弹这样充满沧桑的作品究竟能理解多少？或许他看到了一个两耳失聪，形色枯槁的老人在初春的寒冷中蹀躞而来？或许他听到了阵阵哀乐在冷嗖嗖的风中绵延不绝？带着对外祖父深切的哀恸，这位8岁的孩子进入了深层的情感世界中了。

　　他的柔性的小手在键盘上划出的忧伤和惆怅，深深打动了父亲的心。父亲随着儿子身子的前后仰动，由呈示部而进入再现部。任凭司机就坐在那儿焦急地等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周秀兰更是焦急不安。眼瞅天要黑了，满地堆得都是要搬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他们爷俩不动地方，怎么搬得完呢？再说，主要是得把钢琴抬走。搬运钢琴得打包装，郎朗在那里弹琴怎么打包装呢？打包装得费许多时间的。周秀兰一方面得准备打包装的东西，一方面还怕人家司机等不耐烦。琴声由缓到疾，声声敲击作母亲的心弦。像疾驰的马蹄，正在全速飞奔。一想到儿子就要远离自己了，这一去还不知怎样，前途未卜，她的心就七上八下地悬荡起来。这时候，她还没有充足的时间感受这种担心和惦记，在以后的独身生活中，她有太多太多的时间去饱尝这种滋味，那何止是几句话能交待完的呢？此时此地，她只能等到儿子把琴弹完。

　　这首曲子郎朗弹了差不多20分钟。郎朗弹到后边激烈的地方，手指在琴键上越跑越快，最后嘎然而止。他把手从键盘上往起一挥，对守在一边纹丝不动的父亲下达了“命令”——开路！

　　钢琴被抬走了，墙边空出一大块。这意味着这么热闹的一个家庭将从此天各一方，从此再也听不到钢琴声了。这块宽出来的地方整个留给了母亲周秀兰去收拾去品味，更多的还是另外一种滋味。和钢琴一起往车上装的还有两个破木箱子，这都是郎国任在部队时发的。这些年他们也没有钱添置新的家具，他们的心也没有用在布置家上，而是都放到了郎朗身上。平时放到角落里也没大注意，现在一搬弄才发现这两个箱子都旧得掉楂了，还裂了几条难以弥合的大缝子。这种箱子拿到北京还不擎等着人家北京人笑话？然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这两个破箱子，事到如今，周秀兰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

　　家里边一下子显得空荡了。其实，那一瞬间，留守的周秀兰的心比屋子还空荡。她呆呆地望着大解放车装了满满一车箱东西，晃晃悠悠地开出了院子。车上的东西在晃悠，她的心也在起伏不已。

　　爷俩没有跟车走，而是乘坐了当时的54次列车，那时候好像叫作114次吧？沈阳人去北京都喜欢乘坐这趟车，晚间上车，一觉就能睡到第二天一早，就到北京了。只是这趟车的票比较难买，但，郎国任还是买到了硬卧。那天晚上气温比白天更低，风也比白天更大，爷俩去往火车站时没有任何人送行。随身携带的东西都由父亲一人背负，就像未来的一切压力也都沉沉地由他一人承担。他做好了充分思想准备。但是，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这么要面子的人假如万一失败了，他是绝没有脸面回来见江东父老的。迎着强硬的晚风，郎朗跟着急匆匆的父亲去往车站。他的个子还太矮太瘦小了，但是，他浑身充满一种劲头。他爱上北京，他一路上蹦蹦达达，他是否意识到此番远征的真正含义呢？

　　心里装着事，郎国任就不爱吱声。火车站候车室永远那么乱糟糟的，而去往北京这趟车的沈阳人总是那么满满登登。郎朗睁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东望西撒，这么多的上车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是他认识的。而车上车下那么多的人也没有谁会去注意这个琴童。他还不是肖邦、莫扎特，即使他就算是的话，投身在沈阳这座拥挤的乱哄哄的车站，也不会赢得什么人的尊敬。

　　郎国任上车后找到了铺位把东西放好，就闷闷地靠坐在边座上，呆呆地瞅着车窗外边。站台上的风从送站人的头发和衣服上可以感受到有多猛。灯光在风中似乎有些飘忽。白天的葬礼场面这时候并没有从郎国任的眼前消失。那份悲伤正在他的心底酿造出人生的更多感伤。当车徐徐开动时，这份感伤不仅丢不下，相反随着车轮的响动而越来越清晰地吞蚀着他的心。列车从北站驶出，带着新的希望从这座新建成的车站驶出，车窗外已经消失了站台和灯光，将城市那夜的轮廓推向远处。斑驳的灯光在夜色中如泪珠闪烁。此情此景最易唤起人的伤感情绪。郎国任贴在窗玻璃上的目光极不情愿地被疾驶的车轮拉松了，割断了，无奈地破碎在一片茫然的暗夜中。

　　别了，沈阳！什么时候再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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