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赛之前，学校放假了，郎朗父子回到了沈阳。回沈阳练琴毕竟不是上策，但是，他们也只能作出这种选择。

　　回沈阳的一个主要目的，还是郎国任办理去日本的签证手续。他自费去日本，只能在沈阳办。而郎朗和赵老师他们公派出国在北京由文化部统一办。郎朗可以留在北京跟老师练琴，但是，他更离不开父亲。且不说郎朗在沈阳练琴下了多大功夫，但说临近比赛时，他们父子离开沈阳奔北京的狼狈劲儿，就够折腾记忆了。赵老师不知郎朗练得怎样，心里边特别惦记着，眼见还剩下一周时间就要起飞日本，可郎朗仍然留在沈阳不见回来，赵老师往郎朗家一劲儿打电话，催促他赶快回去。本来应该是郎国任陪郎朗回北京，机票都买好了，可郎国任的签证偏偏拖着他走不了，使馆那边明明说好了某天可以取到签证，所以，郎国任才买了机票，不想那天签证根本下不来。北京那边又催得急，再说赵老师还没给郎朗检查呢，万一发现点啥问题，时间太短了怕不够用，所以，只好临时改由母亲周秀兰陪着郎朗坐飞机回北京。问题来了，机票明明写的是郎国任的名字，周秀兰要用得改名字。机票改名是件多么麻烦的事呀！但，那也得改。

　　周秀兰本来就是个急性子，托人托脸的好不容易将机票上的郎国任改为周秀兰之后，汗水未消，就带着郎朗赶到了北京。届时，赵老师的脸色显然不太好看。好在郎朗的曲目练得还让他满意。

　　那几天北京持续高温，差不多零上40来度。学校照顾郎朗即将参加国际比赛，允许他到14层楼上去弹那台平时摸不着的斯坦威。得到了好琴，郎朗往死练。天热得受不了，汗从他光着的脊梁骨沟不停地往下流淌。这天别说弹琴，什么不干，光呆着，那汗就不会消失。郎朗脱了背心，仅穿一条小三角裤衩，眼见汗水顺着儿子的后脊梁滚滚而下，这当妈的心里边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豁出来了，为了儿子！周秀兰为了给室内降温，让儿子多少能够舒服一点，简直是发疯了——她用郎朗喝水的瓶子一次次接水往琴房的地面上泼。(因为找不到盆子)第一次泼时，躁热的水泥地面一下子就把倒上的水咽掉了，周秀兰就再去接一瓶，再往上泼。汗水比她泼出的水要多一些。这镜头完全被儿子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周秀兰一说到当时的情景，声调就会因激动而拔得很高很颤。

　　在陪儿子练琴的日子里，周秀兰见到了很有权威的老师。她平时也从郎国任那里得知了一些他们之间的矛盾，她是不希望扩大这种矛盾的，也只能随时随地劝劝丈夫。这一次，她从权威老师那里感受到了这种矛盾正在加剧，这样下去，肯定对郎朗不利。她也想从中做些调解工作。其实，他们彼此都是为了郎朗好，这一点无庸置疑。只不过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思维方式。权威老师说话比较直率，他一直为那天郎国任在学校吵闹的事情而想不通。所以，他以抱怨的口气说郎国任有点太过格了，因为郎朗考试的事儿在学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吵嘈，影响太不好了。

　　权威老师显然是希望能够得到周秀兰的支持，以便让周秀兰劝说一下郎国任。如果是说别的什么事情，也许周秀兰还会比较客气地附和权威老师，说到这件事，她周秀兰似乎比郎国任更有想法更不满意。周秀兰觉得这事很憋气。因此，老师的话音刚落，她马上表述自己的鲜明观点。她说，你说期末考试公平吗？别人我不知道，郎朗他班那个我见过，就冲那双小手他也不该排在郎朗前边。权威老师说，郎朗排靠后点也有原因，郎朗自从德国获奖回来，有点骄傲，人家都有反映。周秀兰说，郎朗骄不骄傲我还不清楚？我问你，你们学校有没有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有些事情咱不说装不知道就是了。

　　面对周秀兰灼灼逼人的考问，老师只能苦苦一笑。他为不能说服周秀兰而深表遗憾。

　　因为说服不了郎朗的母亲就更不可能说服郎国任了。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彼此都清楚愈来愈僵了，愈来愈不好办了。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频了，就不可避免会有矛盾。问题是有些矛盾是可以用交换意见的办法解决，有些则不可能凭借交换意见来弥合缝隙的。而有些话，要是不说开不捅明，则会憋在心理发酵，发到一定程度就会酿出大的冲突。权威老师对郎国任的一些做法免不了会有想法的。比如，郎国任非常看重殷承宗，非常珍惜殷承宗给郎朗上课。殷承宗给郎朗授课分文不取。殷承宗给郎朗上过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殷承宗确实潇洒，上课居然可以不用钢琴。他们是在宾馆的一张桌子上比比划划地走进了神圣的音乐领地。这有点像下棋中的“手谈”，有着另外一种妙处。郎朗上殷承宗的课格外兴奋，接受能力强，学到的东西自然就多，收获也比平时更大。作为学生而言，佩服更高水平的老师，也是自然的事情。作为学生家长，更是有着站在这山望那山高的心理，因为家长望子成龙心切。

　　殷承宗的出现，从客观上说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但，郎国任并不顾及这些对于权威老师意味着什么，只要对儿子有利的事情，他坚决去做。

　　人都有狭隘局限的一面，伟人也不过如此。何况老师呢？

　　郎国任在沈阳这边因拿不到签证而忧心如焚，沈阳-北京两地犹如天河之隔。他每天都给北京那边的郎朗打电话。他一天不看儿子弹琴就闷得慌，就心里边没底。郎朗跟老师他们的签证已经下来了，文化部那边已为他们预定了23日的机票。郎国任这边因拿不到签证，只能放弃与郎朗同行。他在电话里对儿子千叮咛万嘱咐，那个不放心呀。

　　郎国任是在23日上午10点多，才从日本领事馆那里取回签证。他满头大汗，恨不得插翅飞到北京机场与儿子同行。他马不停蹄地忙着行前的准备，一遍遍往北京打电话，落实那边的订票情况。他肯定赶不上郎朗那拨公派出去的班机了，他只能与自费的选手们同行。人家自费选手机票定在23日下午6点，也把郎国任的机票定好了。而他在沈阳如果赶不到北京，那么机票作废不说，他也去不成了。当时，唯一的选择就是乘坐飞机，可沈阳到北京的飞机只是一早一晚才有，早晨七点左右是不用想了，晚上6点的也不可能赶趟。急得郎国任真像踩在了热锅上。周秀兰在北京那边着急，郎国任在沈阳这边着急，两个人再急，有什么办法？

　　郎国任真算幸运。那天临时有一架过路飞机。郎国任慌忙坐上飞机时，还有点惊魂未定。他甚至连手表都不肯相信了。到了首都机场，已经4点多了，自费前往的那几位都在机场里等着他，他连机场都没出，就直接转乘。面对同行者的惊叹，郎国任只是一劲儿擦汗，竟说不出一句话。

　　谢天谢地，总算抵达日本成田机场的。想到儿子已经先于他到达仙台，他心里边更加惦记。成田机场到仙台乘汽车有6小时的路程，郎国任头一次到日本，头一次一个人出国，神经绷得很紧。到达仙台时，已是深夜11点了。还算顺利，他很快找到了郎朗他们居住的宾馆。郎朗一听说爸爸来了，脸上涌现的那份惊喜令郎国任感到无比欣慰。形影不离的父子，从沈阳分才两天多点，就好像分别了许久。郎国任怕郎朗过于兴奋睡不好觉影响第二天的练琴，便督促他快躺下。有郎国任在身边，郎朗睡得格外踏实。既然赵老师带郎朗来参加比赛了，何必再多来一位家长？全世界参赛选手似乎也都是老师带来的而没有任何家长尾随。郎国任是个特例。他这么急三火四地追来，在一般人看来是件弗解的事情。但是，郎朗需要。郎朗比赛太需要他的父亲了。不仅生活上需要，弹琴上更需要。哪怕父亲的一个眼神，都会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父子之间的默契又是常人怎么能够弄懂的呢？或许这就是郎国任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吧。

    点击此处发送手机短信将此条新闻推荐给朋友
    手机短信传送天气预报、演出信息、彩票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