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归来，郎国任的视野更开阔了，心气也更高远了。他已经感觉到曾经那么神往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往里边挤的中央音乐学院，已经让他感到太狭窄了，甚至有种说不出来的憋闷。对于赵屏国老师教郎朗，他已经觉得不那么合适了。郎朗接受能力太快，他恨不得儿子能够飞得更快更高。而赵老师却远没有他这么急切。他给郎朗留的曲子，在他郎国任看来，太保守了，与郎朗提高的速度已不大合适了。他有了想法，搁心里憋着，不说，那可不是郎国任。管你爱听不爱听，愿意不愿意，该说就得说。他大概也不会想到，他与赵老师的矛盾已经达到了一触即发之地，经不起他这一说——

　　郎国任跟赵老师接通了电话，他对赵老师说：你让郎朗弹“拉三”吧！郎朗有这种激情，也有这个欲望。郎国任说这话时，口气一定不柔和。(郎国任从来说话也不大讲究口气是否柔和的问题)这在对方听来，能不觉得刺耳吗？

　　赵老师马上说：那不行！得按教学大纲来。

　　郎国任回敬道：哪有按大纲来的？郎朗从进音乐学院起，就从未按过大纲。要是按大纲来，还拿不到金牌呢！(这话说得很冲，也很理直气壮，毕竟儿子拿了大奖，有什么比拿大奖还是国际著名的大奖更有说服力的？)

　　对方顿时语塞，好久没有回音，可想而知，作为资深的一位老师此时内心会有着怎样的翻腾不已。后来，电话是在摔出的声音中挂断的。

　　在对待儿子的问题上，再有责任心的老师也是不如家长动心的。更何况郎国任这种敢于打破常规，敢于藐视权威，一心要创造奇迹的家长。他的举动常常令人不可思议，更难于接受。

　　郎国任当时只有一门心思，就是让儿子跟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比，让儿子成为超级神童。他得知世界上有一位希腊的神童，13岁时弹奏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所以，他也要让郎朗在13岁时拿下“拉三”，撵上这位希腊神童。前苏联有位金发神童基辛，12岁轰动世界。基辛确实神奇，一头金发羊毛卷，隆起的眉骨下深陷着一双瓦蓝的眼睛。那目光绝对有着超凡脱俗的感觉，弹琴时，从不旁视，异常专注瞅着暝暝前方，仿佛在与神灵交流，并能从神灵那里获取弹琴的灵性。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曾被喻为来自天国的金童子。他在12岁上能弹肖邦的第一、第二钢琴协奏曲，这对郎朗而言，已经可以达到了。郎国任非常关注基辛，他时常拿郎朗跟基辛比。他觉得郎朗并不比基辛差，郎朗不仅也具备基辛达到的难度，而且郎朗还有自己的绝活——肖邦24首练习曲。他郎国任不相信别的同龄孩子能够弹下这24首练习曲。

　　郎国任给儿子规定的目标就是别人有的，我一定要有；而我有的，别人却一定没有！就是这种功名心切，导致了他指挥老师，让老师给他的儿子留作业，好像他比老师还明白，可以指导老师似的。

　　郎国任特殊就特殊在这点上，当然，得罪人也在这点上。他有点不近常理，也不怎么按常规。一些学生家长在学校门口闲着议论打孩子的事儿，有的说打好，也有的说不能打。一位老师过来，听到家长们议论，便表态说：当然不能打了！孩子得心平气和地劝说，打是对孩子的摧残。家长们见老师这么一说，马上随声附和。开始主张打孩子的家长也瞬间变了态度。郎国任却不听邪，他冲着老师说，哪个弹好琴的孩子没挨过打？一百个孩子就得有九十九个挨打的，怎么能说不挨打？要是不挨打，这孩子也练不出来。

　　那位老师瞅瞅郎国任，一声没吭，扭头就走。这不是平白无故得罪一个人吗？如果那位老师是个小心眼儿，背后还能说一句郎国任的好话吗？

　　赵屏国接到郎国任的“指示”，肯定气得够呛。谁是老师，谁听谁的？这在整个音乐学院没有先例。他愣坐着，说不出话来。这不是头一回了，他郎国任比比划划，指指点点，仿佛他比老师还高明。他已经不能容忍了，上课时，他总是有他自己那一套想法，总想强加给老师。他赵屏国教了这么多年学，还从未遇到过郎国任这样的家长。人家的学生家长无论地位多高，对老师都是毕恭毕敬，生怕老师不满意，哪有他这种专挑老师毛病跟老师过不去的人呢？他傲慢无礼，自以为是，他眼中还有我这个老师吗？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受到挑衅时，他是无法平静的。赵屏国老师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他感到窝囊，他必须找个说理的地方，必须找个出气的办法。

　　赵老师找到学校领导。他委屈得不得了。他说，太不像话了，哪有学生家长给老师留作业的。这是对学校正常教学的干扰，不能不管！他提议一定要开个会，专门解决这个问题。他希望学校领导给他撑腰，刹一刹郎国任的威风，让他在会上公开承认错误，向赵老师赔礼道歉。

　　这件事一阵风般在音乐学院传开了。郎国任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

　　郎国任听说学校要开他的“批判会”，他觉得很好笑。这让他不禁想起当年在小工厂时，因为拉二胡跟一位车间小头目干了一架，工厂要开他的批判会的情景。那是个批判的时代，批判会比什么都具有杀伤力。郎国任是个要面子的人，他真害怕批判会上出他的洋相。因此，他坐立不安，最后，不得不搬动他的母亲去找厂长，好说歹说才化险为易。然而，今非昔比，他郎国任倒要好好看看赵屏国的张逞。他才不怕什么狗屁批判会了。

　　这像一场隆隆作响的雷声滚过天际，声音很大，却没有带下来一点雨水。许多家长议论纷纷，都听说要开郎朗爸爸的会了。各种说道都有。郎国任不能没有压力。但他既然认准了的事情，他就坚决干到底。他的主意才正呢！他不相信赵老师有那么大的能耐。既便真开了他的会，他也绝不在乎。为了儿子的成功，他在乎过什么？如果需要，把命搭上他都不会说二话的。从这点说，郎国任有种！闹哄了好一阵子，却并未开成什么会。原来，应该参加会的有份量的人都借故不参加，会就没有开成。开不成会，赵老师的气就没地方出。双方只能僵持着。

　　郎朗知名度雀起，报社电台纷纷到学校来采访或制作节目。对外，家长与老师的矛盾还得掩饰着，彼此都很节制。赵老师对郎朗似乎比以前更显得亲近。他给郎朗配了眼镜，还让郎朗去他家休息。记者在赵老师家看到了他们师生之间很亲密的样子，于是，就写出了很有利于老师的报导。郎朗是何等精明的孩子啊！他也会当着别人的面表现出对老师的亲昵来。在老师与父亲的矛盾中间，他当然是要向着父亲的，这一点毫无疑义。但，他绝不愿让赵老师看出来。在这方面，郎朗有着惊人的聪明。

　　但是，有位记者好像看出来了赵老师与郎朗父亲之间的矛盾，便对郎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弹琴上假如老师和你爸的意见不一样时，你听谁的？

　　郎朗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当然听我爸的了！

　　这段话，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当然也有一定的副作用。特别是有些老师很反感，认为记者水平太低，不该提出这种问题，更不该把它刊登出来。我想，那时候郎朗毕竟还小，要是现在，记者再问他同样的问题，他绝不会作如此回答。至少，他更通达了事理，他学会了掩饰。掩饰，可以避免彼此的诸多尴尬。

　　然而，掩饰只是暂时的，矛盾终归要暴发。有两件事令他们父子难忘(为了叙述方便，这两件事不按时间发生的顺序)：

　　赵老师给郎朗上课。上的是柴柯夫斯基的变奏曲(F小调)。这个曲子在郎朗看来有点像舒曼的风格。赵老师让郎朗手指往下摁键，郎朗却说俄罗斯人手指不是往下摁是往上翻。赵老师说不对。郎朗据理力争，他说殷承宗让我这么弹的。赵老师说，殷承宗也不是柴柯夫斯基！

　　临近春节时，中央电视台派人到音乐学院来拍摄春节节目。有摄相的，也有导演，在学校有关人员陪同下，闹哄哄的一大帮人。郎朗坐在钢琴前，试了试音，一切都做好了准备。高倍亮度的灯光也打开了，把拍摄现场顿时照得呈明瓦亮，空间有种失真的晃眼。当摄相机镜头对准了郎朗时，郎国任马上盯住了导演，告诉他让郎朗弹《夜曲》。郎国任总是在这种关键时刻长精神头儿。

　　导演几乎连核计都没核计，就要转达郎国任的“指示”，哪知就在这一刹那间，矛盾激化了。在导演旁边的凌远老师听见了郎国任的话，气不打一处来。她的脸愀然变色，指着郎国任训斥道：

　　你个家长，老说什么？

　　凌远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钢琴学科主任，是赵屏国老师的妻子，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超过了他的丈夫。无疑她是这种场合的权威了。她肯定对郎国任的不识时务或者不自量力早有不满。她这突如其来的指责，完全令郎国任措手不及，也令在场的人目瞪口呆。一时间，闹哄的场面沉静得可怕，人们刷地一下子将目光扫向郎国任。

　　只见高倍强光下的郎国任那张脸变成了紫颜色，五官似乎出现了瞬间的错位。他瞅着盛怒之下的凌远，张口结舌，一下子就没电了。如果换了赵屏国，他或许还会说点什么，起码不至于如此窘状，但是，面对凌远，他实在不知如何是好。瞅瞅身前身后这么多人，有多少双眼睛就有多少人在看他出洋相。他最受不了这个，他郎国任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但，他又有什么办法？他只能忍气吞声，诺诺而退。

　　可是，强光下躲避并不容易。他觉得脸烫得像被人狠狠煽过，一种火辣辣的滋味。他灰溜溜地从人缝中挤了出去。那简直就是他一生当中最为难堪的一幕。郎国任哪是个吃过亏的人呀！即便是那种眼前亏，他也从不愿吃。他在这么多人面前掉了架，你不妨想想，他该有多么恼羞成怒。但是，他就是条龙，此时也得委屈地蜷着。这里是没有他的市场的，他很清楚这么多人是不会向着他的，相反，倒是要好好欣赏一下他是如何出的洋相。

　　强大的郎国任在一片哂笑的表情面前迅速萎顿下去。他只能透过绝望的人缝中去瞅他的儿子。

　　郎朗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看到了胜利者一方，也看到了失败者一方。他很震惊。他既震惊于凌远老师这么厉害，又震惊于他更厉害的父亲怎么如此不堪一击。灯光在烧烤他，他觉得浑身不自在。他比他那尴尬的父亲还不自在。他知道这么多人都在盯着他，都在等待着他做出选择。弹什么，这本来是最简单的事儿，可现在复杂得令这个孩子透不过气来了。

　　这种时候有点像“文革”站队，是个一点也含糊不得的原则问题。众目睽睽之下，郎朗突然从琴凳上站起来说：我不弹了！

　　中央电视台的录音，中央电视台的编导和镜头，只因郎朗这突如其来的举措而沉默了。这一下子可乱了阵角。很多人劝郎朗，导演也过来劝郎朗。他们主要是为了郎朗而来，郎朗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宝贝，惹恼了他，他不弹了，这节目就做不成了。那上面怪罪下来，责任谁负？

　　郎朗是在替父亲争面子，争尊严，他执拗地说，要弹就弹我爸说的《夜曲》。到底还是按着郎国任的意图行事，最终还是同意郎朗弹《夜曲》。

　　当郎朗重新坐回到琴前，在灿亮的灯光下缓缓抬起手，去触键时，郎国任的心动了。动得难以控制。就像猛地涌涨起一股难言的酸楚，直顶到了鼻腔，弄得一片酸溜溜的胀麻。随着柔和宁静的旋律，郎国任的心变得很沉很沉，那是一种压抑，一种憋闷，他听出了儿子的声音，那声音如泣如诉，令他只想哭。平日听来很轻松的夜曲怎么变得如此惆怅。

　　郎朗那天弹得非常投入，非常有感情。令在场人无不动容。他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一下子就成熟起来了。当他从琴凳上下来结束录相时，悄然走向父亲。他坚定地瞅了一眼父亲，父亲也看了他一眼，他没说什么，父亲也没说什么。他想说什么，父亲也想说什么，但是，他们都没说。他发现父亲的眼圈红了，怕他看见，故意仰头往天上看，他也故意装傻仰脸去望天——天空虽然晴朗，却不是那么蓝的，起码不像书上说的那么蓝。

　　笔者并不希望触痛他们彼此的情感神经，但是，我确实感受到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微妙。这种微妙时时伴随着郎朗走向成功。郎朗的成功，为他们都带来了声誉，都带来了兴奋，同时，也带来了各自的苦恼。郎朗无疑是赵老师教出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郎朗的每一步进取，都是离不开父亲的。郎朗的成功如果没有郎国任，那谁也不会相信。对于郎朗这种钢琴天才而言，成功的路上，究竟是父亲更重要还是老师更重要？

　　应该说都很重要。然而，实际生活中并不这么简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复杂难处。我在跟赵老师通电话时，我首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我说我是从郎朗那里得知赵老师的。他一听郎朗，非常敏感，条件反射般地迅捷：郎朗怎么说我的？

　　我自然说，郎朗说你很好，要不，我也不会采访你，写你。对方长出一口气。郎朗父子真的没说赵屏国老师不好。起码没说什么过头的话。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此一时，彼一时，站在今天的角度，他们都不难做出自己的宽容。但是，在当时，郎国任因与赵老师的矛盾，以及在学校造成的影响，心里边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是不是因为这种压力迫使他做出尽快离开中央音乐学院的决定？大概不能排除这个因素吧。

　　郎国任不希望再让赵老师教了，事实上，殷承宗已经无条件接受了这个学生。从美国巡回演出归来，殷承宗更加看好郎朗。他逢人就夸郎朗，他认为郎朗到美国会更有发展。斯坦威的老板很欣赏郎朗，他把郎朗介绍给另一家演出公司。这家公司的经济人是著名钢琴家波里尼的经济人。他打算与郎朗签定演出合同。这期间郎国任结识了一位重要人物——陈女士。

　　陈女士在一家中美演出公司工作，经常往来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她有着很深的背景，这让阅历丰富的郎国任一眼就能看出来。陈女士是听了郎朗的演出后，对郎朗格外热心。她认为郎朗是罕见的钢琴天才。她对钢琴事业非常热心，她又非常爱惜人才，特别是遇到那些真正有才华的选手，她都希望给予帮助。所以，她劝郎国任及早把郎朗送到美国留学。

　　陈女士的提议正中郎国任下怀。其实，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觉得郎朗的水平目前继续留在中央音乐学院已经吃不饱了，应该到更高的地方深造。何况他们与赵老师的关系也不适宜再呆下去了。但是，到哪里去深造，这无疑是一次重要抉择。

　　郎国任虽然去过美国，但，他对于美国的音乐院校情况还是所知甚少的。陈女士答应帮忙。她让郎国任把郎朗的录相带寄到美国的克蒂斯音乐学院。她认识这所院校的院长。

　　郎国任把郎朗的录相带寄出去了。不久，那边有了回音。院长格拉夫曼很看好郎朗。他特别赞扬了郎朗弹的肖邦第二练习曲。他热情地邀请郎朗报考他们的学校。他认为郎朗极有可能考上，但也并没有打保票。郎国任四下里打听了克蒂斯音乐学院的状况。相比之下，这里条件还是最好的，每年可以为郎朗提供三万美金的费用，还能保证他们爷俩在美国的正常生活开销。因此，他决定报考这所院校。

　　殷承宗在美国那边也积极张罗为郎朗办手续。他所在的一家音乐院校可以免去考试手续，就能接受郎朗这种水平的孩子入学。他来信说，正在尽快争取办理入学手续。

　　走到了这个份上，郎国任就积极张罗郎朗出国留学的事了。但是，郎朗是附中二年级的学生，他得附中毕业，才可以办理出国留学，否则，学校不会批准，文化部也不会批准的。等到毕业，差不多还得两年，对于此时的郎国任而言，大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劲头儿。

　　又到了人生转折最为关键的时刻。就像指挥官面临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大战。他经过缜密思考，毅然决定让郎朗退学。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举措，在音乐学院的历史上，还从没有人以退学为代价，去国外考学的。何况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一有个闪失呢？想想当初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时有多难！怎么，现在说退就退了？

　　郎国任也不跟别人商量，甚至连周秀兰也不知道。他耽心遇到别的什么麻烦，干脆来个快刀斩乱麻。或者叫作先斩后奏。在他提出的退学申请未予批准的当口，他决定让郎朗提前举行告别音乐会。

　　既为告别音乐会，那就不免带有点感伤色彩。连郎国任都没有想到告别音乐会搞得那么精彩，连着搞了两场，都在北京音乐厅。郎朗在第一次出场时，神态非常庄重，他的音乐会被一股浓浓的离情别绪涨满了。他弹得极其投入，他恨不得把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以来，自己学到的所有本事都使出来。他弹了肖邦的24首练习曲。24首练习曲各有不同，柔情的特柔情，抒情的特抒情，激烈的特激烈，郎朗以其罕见的成熟，发自内心地倾诉着。

　　郎朗在美国波士顿给老年中心演奏过肖邦这24首练习曲。全套弹下来，用了1小时20分。在场的那些老头老太太们激动不已，围过来不让郎朗走。他们互相诉说着自己的感受，他们说一辈子只听过两个人的演奏让他们如此难忘，一个是霍洛维兹，一个是鲁宾斯坦。这一次，又被郎朗深深感动了。他们争论郎朗的演奏风格到底是像霍洛维兹还是更像鲁宾斯坦。他们争论的面红耳赤。有位老人为郎朗画了一幅肖像，题上祝辞：当代的霍洛维兹……

　　美国听众喜欢肖邦，中国听众也喜欢肖邦。肖邦的情感其实最具东方的味道。要不，钢琴诗人傅聪怎么会用柳咏的词的情感去衡接肖邦的音乐呢？郎朗对于唐诗宋词所知甚少，这是他们这一代弹琴的孩子的共同缺陷。所以，在文学和文化素养上，他是绝对比不了家学渊博的傅聪的。但是，郎朗的音乐感觉极好，他凭借这种天赋与感觉走进了肖邦的世界。

　　郎朗的两场告别音乐会开得空前成功，像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两次盛典。人们走出音乐厅，却走不出郎朗的钢琴魅力，走不出肖邦的音乐世界。听过的人，没有听够，希望再听一遍；没听过的人，更希望好好倾听一次，特别是附中的校长陈南岗听了郎朗的两次演出，激动不已。陈校长的丈夫是中央音乐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他是从奥地利刚刚归来，他听了郎朗的演奏非常惊讶，他没想到我们中国的孩子会弹得这么精彩。他们两口子争相为郎朗的演奏感叹不已。在这两位热心音乐的家庭里，最快乐的话题就是围绕着郎朗。因为郎朗的演奏，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一片朗朗晴空。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两人中只要有一个人提起郎朗的告别音乐会，两个人就会同时激动，同时感慨不已。据说，他们两口子兴奋了足有一个礼拜。郎朗怎么会那么富于灵性，那么杰出呢？无论对音乐理解的深度，还是音色变化，简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于是，这对夫妇在深夜翻开了世界名人录，开始查找霍洛维兹和鲁宾斯坦的出生年月。他们是想看看郎朗跟他们这种大师是否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比如转世之类。

　　其实，面对不可思议的天才神童研究时，我们的理论常常显得苍白乏力，我们无法通过常规研究说明那些非常规的天才。于是，一种更为神秘的解释，便兴奋了我们的平淡生活。比如，人们对于上海小学生冯遐，无师自通地掌握了英语，7岁时，就能自如地用英语同外国人交谈，能流畅地阅读英文书，他的笔译能力达到了高中生水平。面对这种天才神童，人们无法解释，所以，便有传闻她的前身是英语国家的居民；还有一个一年熟背200多首唐诗的5岁男孩赵安，猜测他可能是唐朝的一个文人转世。郎朗无疑是个钢琴天才，所以，人们从他身上寻找钢琴大师的生命信息并不荒唐。

　　郎朗是不是鲁宾斯坦转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培养的学生。在他告别音乐会上，他的内在深情的抒发，是怎样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听众。一想到郎朗不久就要离开了这所学校，不会再在这里倾听他那天才的演出了，陈校长的心中就有一股难言的伤感。于是，她提议再让郎朗加演一场。

　　加演一场，这等于郎朗开了三场告别音乐会。这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能够受到校方的如此重视，能够得到人们如此欢迎，郎国任从内心感到一种满足。他叮嘱儿子一定要一场比一场演得好。郎朗又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呢？

　　加演音乐会如期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演奏大厅举行。时间是星期日的下午。郎国任早早就来了。他像郎朗参加的任何一次演出一样，差不多总是第一个到场。他要熟悉场地，要找一种感觉。他总是站到最后一排观众席位，听台上郎朗试琴的声音。他会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提醒郎朗调整。比如音乐厅的空气湿度如何，触键的力度都不同，都得随之变化，在台前感觉不明显，在最后一排就能感觉准确。由于这是最后一次在学校演出，郎国任格外看重。他认为编筐涡篓，全在收口。这最后的收口，一定要给人们留下最难忘的印象。就像弹一首大曲子，结尾部分一定要处理好，否则，那就是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实际上，中央音乐学院的演出大厅就像一个大俱乐部。其内部的装饰，包括过道，都显得朴实有余。观众席位也是那种普通的可以折放的椅面。灯光亮起来也比较平淡，这对于去过美国，见识过金碧辉煌的斯坦威演出大厅和卡耐基音乐厅的郎国任来说，未免有些简陋了。

　　然而，这里给他留下的记忆，却是刻骨铭心的。他曾经是多么崇拜这里向往这里啊！他盼着儿子何时能够在这里进行演出。中央音乐学院创造的最好的音乐环境就是在这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里贴出的海报，某某名家、某某国外大师、某某旅居海外的侨胞将在这里举办音乐会……只要有著名音乐家来北京，几乎都要在这里举行音乐会。他郎国任第一次坐在这里聆听音乐会时，有种奇妙的兴奋。这是对自身价值的某种认定。他心下里因兴奋而不免有些紧张，都不敢随便掉头往后边瞅。他生怕让人家看到说他没见识。他坐在这里边，是一种境界的升华，也是一种地位的升华，开始，还觉得不那么自在，总怕自己坐的位置不合适，怕别人来撵，可是，随着郎朗知名度的提高，随着他到这里来的次数的增多，他终于坦然起来。即便是身边坐着院长，或者什么更有名望的人，他也不至于惴惴不安了。

　　郎国任本来就是个爱核计事的人，在这最后一场告别音乐会开演之前，面对音乐厅空荡荡的座席，面对台上那台熟悉的斯坦威钢琴，以及正在试琴的郎朗，触景生情，禁不住感慨万千。刚到这里时，那一幕幕场景，都在他的眼前回现开来。他不会忘记郎朗第一次走上这个舞台时，他有多紧张，而紧张过后，又是长时间的亢奋。这里既有辉煌的记忆，也有难言的苦衷。他在这里经受过多少内心的折磨，有谁会知道？郎朗遇到的那几个对手，那好多次的较量和好多次的攀比，为了让郎朗超过这里的任何弹琴孩子，他郎国任在这里经受过怎样的心理路程。如今，无论荣辱喜怒，都将离他而去，都将失去应有的意义。四周的灯光在他眼里完全变得轻松宽厚温暖了，他在这里可以完完全全地放松了，郎朗不会再在这里与那些同龄孩子争个高低了。对于郎朗而言，这里曾经发生的竟争已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

　　他完全可以更轻松一些，不必去操心郎朗的每一件事，包括生活细节，也包括室内温湿度对钢琴声音的影响什么的。他完全可以只作为一个普通的听众，老老实实坐在听众席位上，纯粹地欣赏一下他的儿子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最后演出——告别演出。

　　但是，他不能够。他的心放不下，他只能是一个操劳的命。他不能不担心来多少人，能不能把座位坐满；要是演晚场，人肯定不会少了，而偏偏这是安排在周日的下午，会有多少人光临？学校的领导，还有那些有名望的教授，再加上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们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来，要是来少了，那不是太没面子了吗？毕竟，这是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最后一次演出，他希望能够在这里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能够给人们留下一点什么美好的东西。

　　那一天让郎国任永远难忘。他没想到会来那么多人捧场。演奏厅所有座位都坐满了人，过道还站着人，都站满了，拥挤不下，最后，就连楼梯上都站满了人。郎朗是最希望人多的，从小他就是这样，人越多他就越来激情，就越能闪出火花，迸出光彩。郎朗的状态太好了，下手就有，简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郎国任在最后一排靠墙站着，他能够感受到最真实的声音效果。老柴的变奏曲让郎朗弹得很有光芒，一段段全是灵感才气的跳荡，在所有变奏的部分更见光彩，由激烈到舒缓，由弱到强，他驾驭得极其自如，简直是信马由僵，充分体现出对音乐的那股惊人的控制力。

　　在弹肖邦叙事曲时，郎朗显得很老道很沉稳，如泣如诉，但郎国任担心后边高潮不容易上去，强弱对比特别悬殊，在狂放不羁的强烈中又骤然弱下来，声音虽然弱下来，但力度不减，甚至更有撞击力，这确实有难度。但是，郎朗做到了，郎国任靠在最后边的墙壁上在感受到了一种最弱的声音时，却接受到了一种最为强烈的冲动。他禁不住在内心为儿子喝彩。

　　《塔兰泰拉》是郎朗最为得心应手的曲子，整个旋律激越人心。郎朗说，这首曲子是表现一匹骏马被毒蜘蛛咬伤了，狂奔不已的音乐意象。奔跑是极有力度，也是极有层次的，表现空间给人以无比丰富的联想。这首乐曲极有感染力，那奔放的旋律简直可以带动整个音乐厅在旋转。郎朗最后一场告别音乐会情绪高涨，气氛相当感人。

　　最能打动人心的似乎还是一曲《离别》。这首曲子是肖邦在病中写的，缠绵绯侧，绝望中又不乏憧憬。也许肖邦的离情吻合了郎朗此时此地的心绪，他弹出了让人心碎的别情，那样的忧郁，那样的惆怅。郎朗深情在伏下身子，去尽可能低地接近键盘。键盘好像就是带着体温的肌肤，接触得越近，就越难舍难分。台下一片感伤。人们沉浸着，沉得很深，他们只见郎朗鞠躬般将头埋入键盘，却不曾看到他什么时候抬起来，更不知道郎朗的眼中已是泪花闪闪。

　　一次次鞠躬谢幕，一次次告别，一次比一次来得深情。鲜花堆满了郎朗的怀抱，映得他那张稚气的胖脸红腾腾的。郎朗的面颊一片闪亮，分得清是汗水还是泪水吗？

　　全场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校方领导和郎朗热情握手，那是一种怎样的鼓励！怎样的评价！学科主任感慨不已，他说，这是空前的音乐会，真是达到了国际水平！他谢谢郎朗，他也谢谢郎国任。

　　郎国任太容易感动了。因为他太看重名誉。一年后，中央音乐学院搞校庆时，在几十年的教学工作总结时，历数了本校涌现的人才，也不过点了四个人的名字，作为学校的光荣。而钢琴点的是刘诗琨和郎朗。刘诗琨和郎朗名字排列在一起，他们的年纪相差几乎有半个世纪。这则消息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是郎国任指给我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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