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郎朗在一起是件愉快的事情，而听他弹琴更是一种享受。他特别愿意练琴时，有人守在身边，他可以边弹边与你聊天，这样一点也没有练琴的枯燥与寂寞。1997年，从春到夏，郎朗在沈阳度过了差不多半年时间。我经常去听他弹琴，可以算得上他忠实的听众。我曾随手记下几则日记：

　　1997 年6月24日

　　今天沈阳高温，一点风没有。郎朗光着个大膀子，丝绸绿裤衩，从凳子上往起站时，屁股蛋子粘着两圈汗湿。郎朗在练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像他这个年纪能弹这首协奏曲的，在全世界也是少有的。家里那台质地不太好的电视正在放阿格里奇弹琴录相，这位阿根廷的神奇女人弹琴有着男性的力度和男性的疯狂。郎朗对着电视，与她比赛速度。比了一阵子，就像个淘气的孩子回到桌前开始静心写作业了。

　　郎朗把“拉三”弹得很灿烂。手指在琴键上铺出一片欢呼跳跃。不断地推波助澜，像魅力无穷的水面总有令人回味的涟漪。

　　越难的曲子，越难弹出层次，越强的声音，越不一定要玩命去弹。就像歌唱家拔出最高音时，不需声嘶力竭一样。郎朗很注意用巧劲。

　　拉赫玛尼诺夫的协奏曲与柴柯夫斯基的协奏曲有相似之处。都是很典型地体现出俄罗斯民族的东西。味道极醇，极浓郁。我极喜欢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那展延豪放的结构与气派永远给我以辽阔超迈的激情。“拉二”的宏伟构筑与“柴一”的非常相象，尤其阿格里奇弹奏的“柴一”每次听都令我激动不已。这两首协奏曲都带有着极强的歌唱性。郎朗在弹拉三时，也不停地歌唱。那是一种豪迈奔放的歌唱。弹到第二乐章的最后一节时，我觉得宗教气氛特浓，有种神秘的回荡充满空间。

　　当然，有些地方在处理上也要求冷静。弹这种大曲子热要热到份上，冷也要冷得恰到好处。

　　1997年6月27日

　　今天郎朗穿一身新装，条格图案的短衫，西服短裤，很灿烂。这是妈妈去五爱市场给儿子精心挑选的。郎朗稍一打扮，小伙子就可以用“帅呆”一词。郎国任拎着一个大包，大包死沉，里面装满了谱子。他们爷俩像上班一样，一前一后到辽歌排练厅去弹琴。那里有一台三角钢琴，郎朗去那里练琴非常高兴。实际上这是一个小小的音乐厅。大约有十排座位。我刚要坐到第四排，郎朗告诉我别坐第四排，坐别的排。他忌讳4这个数字。

　　郎国任坐在最后一排，我坐在第五排。音乐厅只我们三人。

　　郎朗弹的是德彪西的《版画》。

　　德彪西也是出生于清贫人家——离巴黎不远的圣日尔曼.昂.莱一家小瓷器店。也是从小就显露出音乐天才。德彪西与莫奈是好朋友，可见德彪西音乐中的画该有怎样的诗意了。莫奈说过：“一幅画的主要人物就是光”。这在德彪西音乐的画面中，随处可见。

　　郎朗弹的《版画》实际上就是有着这种诗画意境。尤其是第三首《雨中花园》，德彪西充分发挥了和声和色彩的作用，表现了天色由阴郁而转变为大放光明的色彩转换过程，非常生动鲜活。它不是一幅“雨中花园”的静止画面，而是有着丰富的色调变化。这种变化的魅力越往后边越强烈，而郎朗以极富光泽的触键准确托出了作品的意境——在E大调上结束时，被雨水冲洗过的花园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新美丽。

　　其实，《版画》这三首作于1903年，三首分别展示了世界东方、西班牙和法国色调各异的画面。共同的特点是音乐在时间流动的过程中，给人以不同的印象和突出画面的光与色的不断变化，这种印象派特有的意境，是德彪西作品的重要特征。我喜欢郎朗弹的第一首《塔》。也许是因为这个“塔”是我们东方的佛塔，距我们更接近一些，所以听来更觉得亲切。据载，德彪西是在一次巴黎国际博览会上听了爪哇的佳美兰乐队演奏后，促使他创作了这首模拟东方情调的作品，从中可看到不少东方音乐的风格和发展手法对他的影响。傅聪弹德彪西的音乐可以凭借他的丰厚的文化底蕴，他对美术的那种深刻理解，而郎朗弹德彪西靠什么？他对于莫奈梵高还有印象派肯定所知甚少，所以，他不可能靠文化来弹，只能靠感觉。郎朗的感觉好极了。他的天份正体现在这里。

　　郎朗弹巴拉基列夫的《伊斯拉美》很火热。有种超级狂热成份。一上手就狂热，躁烈，疾驰奔腾。进入平静时，犹如狂奔的烈马突然面临一泓清泉，被勒住了缰绳。进入到音乐的深处，郎朗自然动情。他一下子就可以进去，到位。无论是走进神圣教堂，还是涉足清澈的溪流、山脉，郎朗可以随心所欲，好像上帝只发给他一个人这种上天入地的通行证。细品，《伊斯拉美》的动人之处，正是体现在慢板的倾诉上。这是需要来自灵魂的清澈透明。郎朗这种年纪能理解这种境界，实属不易。

　　1997年6月29日

　　今天上午电视直播泰森与霍利菲尔德的一场世纪大战。郎朗家的电视没有按天线，我们无法在他家看转播，就到外边找电视看。郎朗家门口有个自行车存车棚，里边看自行车的人正在百无聊赖地守着一台破黑白电视。我们进去他调台，结果，调不出泰森与霍利菲尔德。我们就在大街上转悠，转悠到一个小饭店，服务员倒是非常热情，只是电视效果太差，再找地方。后来，在一个叫作巴山的饭店里总算找到了泰森。郎朗高兴极了，他最喜欢这种激烈竟技的项目。还有足球。重要的比赛逢场必看，他极熟悉各国球星。他常常从球赛中获得激情，然后，再带着这种激情练琴。效果极佳。有时弹琴与看球发生冲突，那他就以弹琴为重，事后打听一下比赛结果就行。他关心比赛结果甚于关心比赛过程。

　　巴山饭店的电视高贵得挂到了棚顶上了，我们得使劲仰着脖子看。倒也没有什么怨言，能看上就不错了。但是，让郎朗失望的是这场拳击才进行了几个回合，就以泰森咬耳朵而告终。咬耳朵这个细节使郎朗很受刺激，他在下午练琴时，还动不动就提起来，表示一番愤慨。这时候，他的父亲就会干预他：你别为那事分心了，那事不用你操心，快弹琴吧！

　　郎朗就会做个怪脸。他知道因为上午看拳击耽误弹琴，父亲要让他下午补上，所以，他开始埋头练了。

　　他弹得是舒曼的幻想曲。边弹郎朗边得意地对我说，这些天，他拿下了好几个大曲子，都是在半小时这么长的曲子，比如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普罗柯菲耶夫的第7奏鸣曲，还有巴拉基列夫的《伊斯拉美》、贝多芬的111奏鸣曲等，都是不好背的曲子，一共70多页，他全背下来了。他从来不打怵背谱子，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说他可以弹出十台音乐会的曲目。

　　舒曼的幻想曲需要弹出足够的柔情。郎朗很善于柔情。眼睛也会帮忙动情。他的手揉摸着钢琴如同揉着提琴的弦。这种绵长深情的“揉弦”，是舒曼在向克拉拉表达爱，还是在向上帝乞求爱的恩赐？

　　郎朗以轻微的触键表达着深情，轻比重更能渗透心灵。他揉到动情处，边唱边弹。眉毛帮着他抒发情感。

　　郎朗说弹舒曼的这首曲子感到心烦。因为舒曼时常想不开，陷入了一种深层次的烦恼与痛苦当中而不能自拔。但愿郎朗能够理解一些情感更为复杂的曲子。

　　1997年7月25日

　　郎朗从上海演出归来，情绪特别高涨。这是他第一次到上海演出。没想到会获得那么大的成功。上海这一行，简直太令人兴奋了。

　　他的经济人在讲述本次上海之行时，充满感慨。他曾提前一个月到上海去打市场。一张门票卖一百元，人家不认帐。上海一片迎香港回归的气氛，好多名家纷纷来上海演出。从美国回来演出的太多了。殷承宗来过，马友友来过。波戈里比奇(原苏联)来过；朱可曼(小提琴)来过。这么多人都来过，郎朗与这些人相比，能叫响吗？

　　上海人历来瞧不起东北人。他们觉得殷承宗的演出一张票才卖到八十元，你郎朗的票怎么能要一百元呢？

　　尹明是头一回作经济人。他也是东北沈阳人，曾在上海读过书，有一些关系。他有十几年没来上海，惊叹上海发生的巨大变化。他骑着个破自行车，在上海走里穿弄地推销郎朗的演出票。到了斯坦罗琴行时，人家一看到节目单上写的国外评价郎朗的那排字：“未来的霍洛维兹”，便指指点点地嘲笑起来。上海人不承认郎朗，也不愿接受郎朗。尹明跟他们说郎朗如何获大奖，获了几次，什么规格，他们仍然不为所动。他们执拗地认为钢琴明星与天才都是他们上海人，比如孔祥东、许忠，却没听说郎朗。他们还说，殷承宗来上海演出票都卖不满……

　　尹明觉得有种受辱感。他要为东北人争气。他调动了所有关系，动用了尽可能的舆论工具，包括发行量巨大的《新民晚报》发关于郎朗的文章。折腾了一个多月。据说上海音乐厅曾经按排一位国内名家搞朱践尔音乐会，结果票只卖出去十张，所以，音乐会被迫取消。郎朗的音乐会好要在上海音乐厅举行，音乐厅是试金石。

　　尹明是个很善讲的人，他说起那天上海人去音乐厅看郎朗音乐会时，显得非常激动。有许多人是抱着怀疑态度来观摩的。郎朗最优秀之处在于越是到了重要的时刻，越是关键的场次，他就越是能够发挥出水平。面对那么多双挑剔的目光，他镇定自若，最后，到底把上海人弹服了。谢了几次幕人们也不走，人们围住郎朗让他签名留念。最后，剧场要关灯了，人们也还是舍不得离开。音乐厅的经理说，好几年都没有这种情况了。马友友来时，也没热到这个份上。

　　尹明说，成功的那天晚上，我们在上海滩走了一宿。真正感到什么叫胜利。所有大楼全像被踩在脚下，那个自豪呀！

　　当人们都在夸他时，他问他爸：“爸，你说我现在上台是不是很有派？”

　　郎国任沉默不语。他可不愿让儿子太得意。

　　郎朗没有再问，而是转了一个话题，说，那天晚上正好是甲A足球北京对上海。比赛结果北京狂胜上海：9比1。郎朗说，他们坐出租时，故意问司机足球几比几？司机以为他不知，说9比1。郎朗明知故问：谁赢了？上海？司机一撇嘴很是痛苦的样子：不，北京。郎朗说完，笑着评价自己：“瞧，人家输了，心情不好受还这样问人，多损！”

　　东北人为北京队狂胜而高奏凯歌，北京队在上海滩打出了威风，打出了记忆，东北的少年钢琴天才也一夜之间名扬上海滩。

　　1997年8月12日

　　傍晚，郎朗在沈阳中华剧场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在他动身去美国考学之前，曾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过个人独奏音乐会。那一次，就很受欢迎。这一次，实际上是他的告别音乐会，他将从此告别故乡沈阳。带着上海演出的成功的喜悦，郎朗今天显得更加自信。

　　许多朋友都来了，偌大的剧场显得很热闹。这座老剧场无论座位还是灯光都有些背时了，但，对于沈阳这座城市而言，它有着令人难忘的辉煌的历史。曾经它是最好的演出场地，只有够档次够规格的演出才能在这里举行。所以，沈阳的演员们以能够到这里演出为荣。

　　尽管事过境迁，这座剧场简陋得有点苍凉，但，仍然给人一种庄重感。

　　郎朗对肖邦理解得最为深透了。在他可以熟练演奏的24首练习曲中，我最喜欢听他弹那首《离别》。不仅声音特别粘连，让你柔肠万转，而且你看他的表情，那缓缓倾斜的肩头，那无比痛楚的眉峰，那深长敏感的吸气，那一寸寸贴近键盘的胸口，手好像静止不动了，声音是由他那激跳的心脏震颤了键盘从而发出来的。这是一种多么独特的发声，它微而不弱，剔除了所有尘世的浮躁直接往心灵里钻去。能不为所动吗？

　　郎朗的演奏如果说有技巧的话，首先能够征服人的在于音乐。他弹到情感深处时，指法像被粘在了琴键上，他一次次努力拔出来却拔不出来，联音联得犹如小提琴的演奏感觉，就那么一下下地揉呀，揉呀，直把你的心揉得薄了，揉得酸了，成了一张怕触怕碰的纸。

　　郎朗在平素练琴时，也能够一下子进入这种状态。即便没有观众可折磨时，他也折磨自己。他从不放过这种折磨。或许正是这一次次折磨使他在弹琴时褪尽了稚气与浮躁，变得沉稳老练，敏感而忧伤？他的一招一式，都在音乐中焕发着魅力。要么他使劲往后仰着，要么深深地埋下头去，这种结束一个曲子的姿势都是因为音乐的深情所致。

　　郎朗的天才不仅表现在演奏技巧上，他对新的曲目掌握起来也是相当的快。他的曲目涉猎范围比较广，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他不仅可以弹奏出爱情的深韵也可以弹出宗教的感觉。他对音乐有着惊人的接受能力。他掌握的曲子可以搞10台独奏音乐会了。

　　郎朗回乡度假这段时间，曾到哈尔滨、长春、上海等地举办过三场独奏音乐会。其中我有两场亲临。郎朗的曲目大都是一个顺序，先弹肖邦练习曲，再弹贝多芬的奏鸣曲，而后是叙事曲，也是肖邦的，接下来是老柴的《变奏曲》。郎朗弹得最压场的还是李斯特的《塔兰泰拉》。这首曲子强劲有力的触键，风风火火的奔腾，即便观众再吵杂也是可以镇住场的。中国的听众似乎还没有真正需要钢琴，他们只是因为他们的孩子，他们才不得不走近钢琴。这是一种无奈的接受。但是，郎朗是认真的。他不仅对于音乐如此，他对于台下的大人和孩子们也是如此。

　　沉寂的中华剧场好久没有这般兴奋了吧？在沈阳兜留的日子不再以月和天计算了，而是以小时计算。人们舍不得让他这么快离开，他也舍不得这么匆忙辞别。还有许多朋友没有聚会，还有几位老师没有去拜访。在此，他以深深的鞠躬，深表歉意了。郎朗是个懂事的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给过他好处的人他是不会忘记的。他不会忘记朱雅芬、不会忘记赵屏国、不会忘记殷承宗、不会忘记中央音乐学院那些老师和同学，也不会忘记他在沈阳宁山路上小学的贺秀宇校长和班主任冯凝老师，就连英语小班的那些同学和曲桂贤老师他也是不会忘记的，他不会忘记他是怎样一步步从这座城市里走出去的，走向北京，走向世界的……

　　或许只有到了即将告别亲人，告别故乡时，郎朗才会感到这份亲情有多厚多沉！

　　从郎朗的面部表情上可以看出这些天来不曾有过的沉郁和矜持。他与指挥合作得非常成功，他得到了指挥的感谢，更得到了台下观众的感谢。那么多孩子涌上台去为他献花，他那么长的臂膀搂抱着却还是搂不过来，他只好分发给乐队的每一位乐手。他是那么潇洒地将花束抛向了乐手们，台下响起了激动人心的掌声。于是，郎朗又一次深深弯下腰，再次行一个绅士派的大礼，然后，沉静地端坐在钢琴前。

　　他准备弹最后一个曲子——《我的祖国》，但是，我却总喜欢把它叫作“一条大河”。郎朗的父亲也喜欢这么叫，把这首民歌改编成钢琴曲的作者也爱这么叫。那是一对挚爱音乐的夫妇：沈阳音乐学院的教师蒋泓和尹德本。他们是我的朋友也是郎朗的朋友。他们也有一个弹钢琴的儿子，在沈阳音乐学院钢琴专业，他们一家人都和郎朗很亲。郎朗在辽歌排练厅的那台三角钢琴练习这个曲子时，蒋泓和尹德本都曾指导过他。然而，对肖邦音乐感悟得那么深透的郎朗；把李斯特的乐曲弹奏得令美国听众目瞠口呆以至于不敢相信顶着一头乌黑的中国头发的郎朗；居然弹不好这首中国的一条大河了。

　　起初，他很不喜欢这首曲子，他在处理上总觉得别扭。我在台下看他练这首曲子时的表情充满了无奈。他不想弹，但是，他父亲让他弹，他不爱弹也得弹。他父亲跟我跟曲作者都是对这个曲子情有独锺。我们怎么能忘记那个纯真纯情的时代。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多纯，人们爱国爱得有多真呀！尹德本在郎朗身边尽情地挥舞着手臂，他大着嗓门唱着一条大河的主旋律，他让郎朗再高亢一点再增加一点力度再多一些激情，可是，也许是郎朗练琴的时间太长了累了，也许他对于中国的那个时代没有感觉对于中国的这首曲子他认为太简单，所以，他总有点打不起精神头儿。他弹得不感人。我听过几次，包括独奏音乐会上我都充满期待地聆听着，却总也觉得不赶劲儿，不能像《塔兰泰拉》那么激情澎湃，也不能像《离别》那样柔情万转，更不能像《匈牙利狂想曲》那样狂放不羁，横绝四海。我总渴望被这首一条大河感动却总也没感动。他演奏技巧肯定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总觉得声音在漂，就好像那条大河上聚着一片迟钝的驱不散的雾气。我觉得郎朗没有找到这条大河的灵感。他怎样才能找到呢？他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呢？今天晚上他终于找到了。我们跟他一起找到了。郎朗在沈阳逗留的最后时刻——最后一次告别音乐会使他突然有了深深的离情。“一条大河”就是在这种深深的离情中找到感觉——

　　钢琴那乌亮的板壁在灯光下反射的光泽在我看来都具有了强烈的离情色采。郎朗静静地面对键盘，我无法知道他此时在想什么，或许他什么也没有想，只是让自己更深地进入一种意境与感觉中。我们都在等待着那首我们熟悉的“一条大河”。

　　郎朗的手像气功状态中的起式，缓缓地飘落在键盘上。像灵巧的船浆划开了宁静了许久的河面，那清凌凌的波纹舒缓地荡漾开来，我感觉到那柔荡的波纹正款款地朝着我的心灵漫过来，层层浓烈着我的记忆，我的情感，那种中华民族熟悉的主旋律是从一种由弱渐强的缠绵演奏中，排箫般引起了我的共鸣，我的内心随着清脆的琴键而合唱起来：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住在岸上边

　　　　　　…………

　　情感追逐着旋律起伏还是旋律追逐着情感起伏？郎朗进入了状态，他的头大幅度地朝后边伏着，他一定觉得他到了大河边那温暖的沙滩上，他渴望仰面躺下去接受故乡诗意的阳光。他的手充满灵性，他把一条大河揉出万般离情让人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等他弹到结束时，他竟重新又开始了“一条大河”的旋律，那是更柔更弱更宽阔的声音，让你感到这条大河画轴般正在你的眼前铺展开来，伴着迷蒙的雾气，有一条小船颤悠悠地飘曳而去，小船上乘坐的人已经看不清了。当年肖邦就是乘坐这样一艘小船离开他的祖国去飘向巴黎的，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郎朗不会坐这种小船走的，他会坐现代化的飞机，飞机速度太快，没有更多的时间给你提供感伤的氛围。感伤是需要氛围的，大河小船这是多么诗意化的氛围啊！一个艺术家必须要有伤感的情怀，天才的艺术家更需要如此。而一帆风顺的郎朗平时总是那么热情似火，总那么兴高采烈，我真担心他的情感世界是否太饱满了。我希望那里边能够有一处清幽的芳草地，有一汪幽深的泉水，有一条能够承载苦难和忧伤的河流，他的发源地一定是在他的祖国。就像殷承宗心中装着的那条汹涌的黄河，什么时候演奏起来他都激情澎湃，荡魂摄魄。任何国度的艺术家都得有自己的根呀！霍洛维兹在八十高龄时颤颤微微地回到离别多年的祖国演奏，他登台时的颤微微的步履在我看来不是因为他的老迈，而是因之他那颗无法平静的颠簸的心。

　　人不能没有自己的祖国，不能不爱自己的家。我在郎朗的深情的如泣如诉的演奏中，泪水潸然而下。我注意到了身边的女儿，她的眼泪也悄然而下，在她旁边的还有几个弹琴的孩子，她们的眼中也蓄满了汪汪热泪。

　　郎朗结束了他的演奏。他这次不像以往那么立刻起身，观众也不像以往那样马上给他掌声，都陷入了一种回味，都浸淫了一种酸酸的离情。

　　终于，郎朗找到了感觉；终于，他爱上“一条大河”。他饱醮着他的情感，用他最拿手的“粘连”技巧把这条大河表现得极其感人。改编者那对夫妻也围向了郎朗，他们感谢他，感谢他弹得这么淋漓尽致。这对夫妻瞅着郎朗时，眼圈也是红红的。随后电视台记者采访了郎朗。郎朗说，他不会忘了家乡这片土地，他还会回来，他还会把这条大河拿到美国、拿到世界各地去演奏，他坚信这首曲子可以感动外国人的。

　　当所有的人围住了郎朗和郎朗的父亲时，当这对父子被簇拥着去赴宴时，我注意到了郎朗的母亲。他没有去凑热闹，她一个人打的士回家了。她的眼里始终盈着泪水。我问她为何不去赴宴时，她说，她得回家为郎朗收拾东西。还有好多东西要收拾，没有时间了。

　　郎朗，当你在盛满亲情厚谊的杯盏交错中饱受赞美时，你可曾想到你的母亲此时正在家中为你流着眼泪打点行装吗？她一宿都不能睡觉，她睡不着啊！你知道诗人孟郊的《游子吟》吗？但愿你能时常重温一下：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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