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12日、13日这两天，郎朗与香港交响乐团合作，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连续演出了两场，他弹得是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叶咏诗——这位在亚州最著名的女指挥与郎朗配合得非常默契，使两场演出都很成功，得到了上万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是郎朗到克蒂斯留学后，第二次来到香港举行音乐会。第一次是在98年的3月，演出结束后，他回到了沈阳，探望母亲周秀兰。一年后，他还是重复着上一次的路线，从香港又一次回乡探母。

　　其实周秀兰早就知道儿子要回来的消息。她差不多望眼欲穿了。春节前盼得更厉害。因为儿子没回来，什么样的节日对她来说都失去了意义。

　　才一年没见，儿子又有了不小的变化。在母亲眼里，郎朗的任何变化，哪怕最微小的变化都能感受到。他长大了，也长结实了，和她站在一起，像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把她比得又瘦又小。这时候，一贯不肯服输的周秀兰禁不住从心底涌出一股沧桑之感，感叹岁月不饶人，自己已经不再年轻。

　　郎朗这两次到香港演出都是自己闯天下，父亲郎国任留在美国。一个人出门远行，对于郎朗而言既有种奇妙的兴奋，又有种某名的忧虑。从小到大，父子形影不离，第一次与父亲分手，把他一个人扔在费城，他说不清是替父亲忧虑还是对自己的行程心里边没底。行前，可想而知细心的郎国任会怎样叮嘱他。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而郎朗行千里主要是父担忧。

　　第一次父亲不跟在身边管着他，他自由得都不知如何是好了。在飞机上爱看书就看两眼，不爱看，睡大觉也没人管。只要下飞机时别忘了拿包。到了香港，反正有人去机场接他。说实在的，头一回独行时，他心里一点也不放松，等到第二次、第三次，他感觉好极了。尤其是从香港启程回家时，他那股盼望以久的喜悦心情简直不得了。

　　作为一个自由人他踏进家门，一头扑到了母亲的怀抱。其实，是他把母亲拥在了怀里。没有父亲在一边管着，他感觉到有股男子汉的豪情在蒸发。假如父亲在一边，即便不干涉他，他也不敢这么尽情尽兴地与母亲撒娇，只要感觉父亲在那儿，再不吭声，他也会觉得连空气都变得发僵、发硬了，而只有他们母子俩时，周围的空气才能这样充满母性的柔和与宽容。

　　环视这个从小长大的家，这个没什么变化的简陋的家，郎朗唤起许多感慨。与美国的那个家相比，反差简直太大太大了，在这种反差当中，郎朗的思维不再单纯。

　　母亲倒是单纯起来，她兴奋地在电话里大呼小叫：哎！我儿回来啦，郎朗呀……每一声都让他感受到深刻的甜美。他从这种氛围中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要远比在舞台上受到的欢迎更真实更强烈。因此，他加倍意识到把母亲一个人扔在沈阳太不应该了，他心里一点都不安。他暗下决心一定尽早把母亲办出去，实现一家人在美国团聚的梦想。

　　就是在他这次回来时，我们重逢了。(98年3月他回来时，我到柴达木拍电视片了，未能相见)此番相见，这孩子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当我一眼就发现了这种变化时，我不能不感慨时光流逝得多么鲜明。如果不看到面前的郎朗，我是绝不会对一年半时间的流走而生发出如此鲜明感慨的。郎朗变得深沉了，文雅了，尽管还有点刻意成份，但确实成熟出一个大人样了。起码他不像一年半回沈阳那时，与熟人相见时，他总爱搂人家，总爱与人家比个儿。他也不管人家爱不爱比，甚至在人家不经意时，他冷丁拔直腰板，瞅着人家的头顶对旁边人说：看，我比某叔高了！或者说：看，我又长一块了！

　　这回见面，他有点绅士样，这主要是指他表现高兴的方式与前大不相同。规范了，有分寸感了，还会在握手的那一瞬间，照顾或者说适应一下你的情绪。对了，说适应比较贴切。一个孩子在向成人过渡时，他能懂得适应对方情绪而不是光顾自己情绪渲泄和表达，那就是说明他在走向成熟。我感慨：从97年8月份去美国到99年的2月份，也不过一年半时间，这一年半的时光对我来说，稀里糊涂怎么就过去了，也找不到个形状，更找不回来对时光飞逝的感觉。而郎朗站在面前时，一下子就找回来了，一年半，真结实！于是，就会生发出许多感慨。

　　当然，更多的感慨还是与郎朗的谈话中。他的见识，他的口才，他的表达能力在此以前，我总觉得与他的钢琴水平不能平衡。看到他在获大奖时接受记者采访，也不够从容，说起话来总像心里没底。而现在，1999年的郎朗谈吐镇定自若，而且很有一番见地了。特别是对音乐的理解，令我感到他突然高长起来。由此，我感慨美国的环境。郎朗真是幸运儿。他在成长的道路上一丁半点都没耽误。在沈阳时，他跟朱雅芬教授学琴，条件优越，再多学个一年半载进北京也不妨；在中央音乐学院时，出名了，受宠了，环境由不利到越来越有利了，晚两年，等到毕业后再出外留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必一定要硬扭着来，以退学为代价出国？我相信，换个不是郎国任的家长，或许真就那么拖一下，别说拖一下，就是迟钝那么一星半点，对于正在成长的这种聪明绝顶的孩子都是个耽误。多多少少都会有所耽误。

　　中国有天才的钢琴家不能说少，前几代人中，被文革耽误得令人扼腕。比如许斐平，他当年被范继森那么看重，就连当时也学钢琴的杨立青(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至今都为之感慨不已。杨立青的感慨是在2000年的6月，炎热的上海音乐学院居然比我们东北气候还要凉爽。杨立青说他不知道我写了一部《百年钢琴》，他说要是知道的话，他会给我提供一些素材的。他在沈阳度过了最难忘的一段时光。他说他原本是有望在钢琴上出成就的，但是，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下到基层锻炼推独轮车，一家伙把手腕子弄伤，伤得十分厉害，从此断送了他的钢琴之梦。不过，他在谈到中国钢琴家时，对许斐平和许忠宠爱倍加。特别是许斐平，他认为当年太有才华了，很可惜被文革耽误了，要不，他认为许斐平会在钢琴上取得更大的作为。

　　说到中国钢琴家如今在国外的情况，他还是首推傅聪的。

　　傅聪是比较早地到国外生活。他没有跟他的父母一同在那个非常年代遭受含悲忍辱的折磨。他在国外的发展就是比在国内的钢琴家环境好，发展得好。上一代钢琴家的命运不是操作在个人手中，而这一代孩子的发展则重要在于他们的家长。所以，郎国任的大智大勇淋漓尽致地用在儿子身上，毫厘不差地为儿子成长提供条件。现在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不是提前走，那么郎朗在国内这一年半能与IMG签约吗？能有格拉夫曼这种大师级的老师指导吗？赵屏国教得再好，也不可能适应郎朗飞速的消化量。在国内的钢琴教育专家成功在于基础教育，经验也在于基础教育，我们的教授专家学者大多是保姆式的，而天才式的大师级的专家学者在哪里？国内任何音乐院校是不可能培养出国际级钢琴人才的。我们的环境不行。因此，我为幸运的郎朗庆幸，为他这一年半获得的结结实实的时光而感慨。在美国一年半与在国内一年半多么不同。

　　郎朗这次回家可能是他最轻松自在的一次。早晨9点半我去他家，居然把他堵在被窝里。他慌忙爬起来，穿衣洗漱，还得戴隐形眼镜，摆弄药水扒眼皮什么的，挺费劲。母亲开始数叨他：昨晚看电视看太晚了，哪有这种孩子，看到下半夜也不睡觉，这么大了，还得管，还得他爸管他。

　　我想，周秀兰能舍得说他吗？就是说他，也不会严厉地真说，就呆这么两天，她能不溺爱吗？所以，郎朗还得郎国任这样的父亲管。

　　在美国对待郎国任的管束，郎朗也并不是在国内时那么言听计从了，一方面受美国的文化影响，再一方面，他觉得自己长大了，他居然也学会了反抗。那一次是在克蒂斯的音乐厅。郎朗在演出前走台。郎国任在台上跟着郎朗，还像在国内一样，像个监工。只不过他轻易不吱声。郎朗过一遍曲子，他弹的是《伊斯拉美》。前边介绍过这是一首十分难弹和曲子，技巧上要求极高。而郎朗已经弹累了，心烦了，手上的活儿就有些发毛。郎国任是眼里揉不进砂子的，他在旁边看不下去了，便没好气地训斥“未来的大师”——你瞅你弹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松松垮垮，给我再弹三遍！

　　其实，郎国任的声调并不高，但这份严厉的口气足以使旁边的几位郎朗的同学惊异，他们竟用一种特殊的眼神瞅郎国任，也瞅郎朗。郎朗一下子激了，他顶撞道：什么？你说什么？你简直就是法西斯！我不弹了！

　　父子俩头一次冲突，都在气头上。郎朗觉得父亲太不近情理，多累呀！他还让再弹三遍，再弹三遍不把手弹坏了还怎么上场？何况父亲居然当着同学的面这么训他，太没面子了。所以，他忍不住了必须反抗。而他忽略了，此时的父亲已不再似过去那么强大，那么自信。沧桑的父亲心里太脆弱了。他万没想到郎朗会当众顶撞他，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他被一下子顶懵了。等到他稍稍醒悟过来，他的愤怒被更大的伤心覆盖了。他二话没说，掉头就往外走。郎朗一看不好！心一软，马上追出去：

　　“在马路上，我哄他，他说，别跟我来这一套。去你的法西斯！你翅膀硬了，管不了你了。你那么狂，狂下去，什么出息也没有！我任凭他训，再也不敢吱声。刘叔，你想想，人家也不容易，听三遍也够累了，你弹不好，人家耳朵也受罪。我说，我以后听你的还不行吗？”

　　郎朗从小就会哄人，会来事儿，几句话就把郎国任哄好了。父子俩重新回到了音乐厅，像没事儿一样。“我一高兴，就下不来，兴奋期长，我就撩拨我爸。弄激了，我爸就跟我厉害。我说，你小时候不也淘了叭叽？他说，你跟我比？我都给你奉献了！……有时候，也真得我爸管我，我性格像我妈。”

　　郎朗说像他妈时，周秀兰可高兴了。

　　“我自己出外到香港，自己打天下。很放松。我爸有时说道太多——”郎朗说这话时，面露无奈。看来，孩子大了，郎国任的确需要改改封建式的家长制了，何况他们还是生活在自由的美国。不过，郎朗毕竟是个通达事理的孩子。他对父亲的作用还是首肯的，特别是现在父亲到了美国的作用。

　　“我爸能把我的神经绷紧。他很细，每次演出时，他都到现场，看看音乐厅温度怎样，湿度怎样。湿与干弹琴时踩踏板用劲不同，湿呢，减轻踏板，手下键别太柔；干呢，得加重踏板，手也得使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下弹出一样的声音。

　　“我爸还有招儿，老师没给的东西，我爸给。我自己过去的感觉没了，我爸能给我找回来。他每堂课都到场，他也在进步。我能在美国这么快发展，他感慨万千。我爸总爱感慨：美国——天堂啊！”

　　我与郎朗谈到他的老师格拉夫曼对他事业上的帮助时，他是这样说的：

　　“我老师现在给我抠得特别细，弹这个音时能怎么样？每个小节的处理上，让你感觉特清楚。看第一小节，就能感觉到下面如何发展，像看电影，开头部分看了，下面故事情节的发展，也能知道个大概。上一场大台，排练时走台，老师给你听一遍，讲讲，演奏完回来，再讲。有很多人老曲子弹得好，新曲子不行。而老师想让我新曲子也弹好，少走弯路。通常是他拿个小本，给我挑毛病，记在小本上。他在我毛病不多时，却能挑出一些来，国内没有任何人能明白地给你挑出来，点出来。像我弹贝多芬幻想曲时，结尾处理上，我把一个句子弹三小节，他想出一个旋律来，把三小节联缀得更美更迷人，很新颖，没人能这么做。”

　　郎朗说到他的老师充满欣慰：“每次他都是想好了，再告诉你。把不太好的后果想完了，提早提醒你，让你避免走弯路，一步到位。弹特别硬的时候，联不上，断了，他告诉你如何弹，用哪个音震动震起来，用和声震起来。让你有感觉，往前流畅走。他都研究透了。弹得特乱时，他想办法把一个尾音去掉，就干净多了。遇到拖音时，一般人是先拖，不真正动人，而他让后拖，一下子到位，像一脚入门，比别人高多了。”

　　郎朗能有这么高明的老师指点，确实得天独厚。加上他的苦练和悟性，安有不成功之理？可以说，他目前在美国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具备。而且还不欠东风。IMG就是最好的东风。

　　谈到以后的打算和安排，郎朗说他回去以后，三月份弹布拉姆斯作品118、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奏鸣曲、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

　　四月份弹拉威尔的代表作《加斯巴之夜》，跟新加坡交响乐团合作，弹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

　　五月份到费城开独奏音乐会，弹舒波特奏鸣曲，与费城交响乐团合作，弹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还要在纽约州搞一场音乐会，弹贝多芬幻想曲，李斯特奏鸣曲，中间休息，然后弹布拉姆斯作品118，(这是六首小品构成的间奏曲。有A小调热情的间奏曲，A大调优美的间奏曲，F小调轻快的间奏曲等。)“拉二”奏鸣曲；六月一日，与巴尔迪摩乐团再次合作，弹李斯特第一协奏曲。三月底，去见巴尔迪摩总监，确定99年循环演出曲目，6月份费城交响乐团总监萨瓦利什听我弹，纽约爱乐乐团指挥马舒尔也专程来听，六月二十二日在美国CARAMOOR夏令营弹独奏音乐会；

　　七月份，学新曲子；暂未安排。

　　八月份，有艺术节。(上一章写到的8月份在芝加哥“替补”就是指此。)

　　九月份与印第安纳交响乐团合作弹莫扎特协奏曲，作品20；跟田纳西交响乐团弹帕格尼尼主题与变奏；

　　十月份去西雅图丹佛弹独奏音乐会，与克罗拉多交响乐团弹“拉二”；十一月去弗罗里达和加拿大温哥华开独奏音乐会；十二月要做循环演出；2000年1月在圣地罗萨弹“拉三”协奏曲；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与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还要与西雅图交响乐团合作。二月份以后，要走遍美国各州……2000年的圣诞节将在彼得堡与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出；这是一个有着辉煌传统的演出日子，每年都由俄国最好的演奏家在此演出，阿什肯纳吉演出过，近年来最红的基辛也演出过，现在轮到了郎朗。在彼得堡进行这种演出的中国人只有郎朗。

　　郎朗在2000年还将与如下各大乐团合作：

　　巴黎交响乐团——克里夫兰——洛杉矶——休斯顿——罗切斯特——巴尔迪摩——新泽西州——美国国家——印第安那——科罗拉多——密尔沃基——肯萨斯城——底特律……

　　郎朗99年5月26日已正式与欧洲的IMG签约，将到欧洲各地演出……郎朗还将在2000年9月回到中国，在人民大会堂向祖国汇报演出。

　　毫无疑问，作为克蒂斯的学生郎朗已经开始了环球演出生涯。现在他是人为控制演出场次，明年将增长到一百多场，后年还将递增，不用等到毕业，他就会像一位成熟钢琴家那样每年至少150场以上的演出。作为一个钢琴家而言，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不间断的签约，不间断的演出。在此之前，中国的钢琴家在国外还没有谁达到过郎朗这种待遇的。中国的钢琴家在国外靠演奏吃饭的到目前还没有。由此可见，郎朗的前程真是明朗！

　　周秀兰乐得呀，那几天一直用高八度音说话，带着郎朗走遍了亲戚家，特别是到郎朗的大舅家(辽阳)住了三天。郎朗长这么大，这是唯一的一次舅和外甥这么近距离接触。舅舅感慨万千，他说，没想到郎朗会这么好玩，这么招人喜欢。郎朗仅呆了一周，就回美国了。母子俩难舍难分。两双泪眼相望。母亲已经习惯了这种折磨。自从儿子跨出家门进京的那天起，就不属于她的私有财产了。她希望儿子飞得更高更远更有出息，却不曾想儿子居然会这么快就属于美国了。她眼前总是晃着郎朗小时候的样子。一晃，多快呀！这就是时光，而时光的全部意义对于周秀兰来说就是感伤，就是落泪。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脆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渴望追上儿子，去遥远的美国过上家庭生活。她太渴望和丈夫儿子相聚了。快50岁的人了，属于自己的前程还有什么？回头一想，只有儿子和家庭！儿子走得再远，也走不出母亲的情怀，这一点，周秀兰有着永远的自信。

　　据息，她已经提前办了退休，正在想方设法办理去美国的手续。上半年就曾去使馆办理签证，很遗憾没有签上，再想签，中美关系因科索沃大使馆被炸骤然紧张，自然还是签不上。现在，已经十月下旬了，都到了本世纪末了，还能签不上字吗？周秀兰说，年底前差不多了！

　　在我要结束全书写作时，我又来到了周秀兰的家。还是那间小屋，还是那种简易的不合时宜的装修。还有那台钢琴，那台很旧的钢琴，那台郎朗最早弹响的钢琴，并且郎朗每次回来都要弹的钢琴。好久没调了，这琴有好几个音跑得快没影了。瞅着这台钢琴，我不禁感慨万千，何况每天都在这屋子里瞅着的她呢！还有钢琴旁边的长条沙发，也早都旧了。满屋的东西都已用旧了，都有对岁月的记载。只要周秀兰在这里坚守，郎朗就总得回家来看看，无论是从香港绕道还是从日本或新加坡，他总得回来。但是，如果周秀兰年底前真的办好了签证，这个家就不复存在了。这个家中一切有纪念意义的家具都将被弃置，周秀兰是不会把这些东西带到美国去的。美国那边的家据说真好。从照片上看，也真是豪华而现代。有一张照片是郎国任坐在餐厅里切生日蛋糕，自己给自己过生日。他脸上的表情除了满足之外，还隐藏着一种忧郁和期待。他的身边竟空着两把白色靠背的餐椅，那是给谁留的？还用说吗？

　　一想到周秀兰就要走进那个家，就要坐在郎国任旁边那把清冷的椅子上时，我就会由衷地替他们这一家人终究的团圆而欣慰。但同时，我不知怎么竟滋生了隐隐约约的忧虑——他们彼此能真正的适应和默契吗？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因这部书稿在出版过程中的延缓，使我得以将最新消息补上：一直在学习英语的周秀兰有天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她兴奋不已地说，她已得到签证了，明天就要到北京，然后就飞往美国。周秀兰将最繁杂的话语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可见她在行前有着怎样的忙乱。那是1999年12月的一天。以前，她说过大概要在12月份走，却不曾想这么快就到了。也许在我看来这么快，而在人家那边认为慢得已经不能再慢了。

　　周秀兰去美国后，郎国任给我打来了电话。在他们那里正是早晨。郎国任说周秀兰正在橱房忙着做饭，很显然，他可以从此解脱做饭了，他显得很是自在，我似乎能够感觉到他是怎样雍懒地躺在华贵的床上给我打电话。他说，周秀兰到费城时，是他去接站的，郎朗有演出任务不在家。他妈妈已经到家一周了，郎朗才回来。郎国任没有描述他们母子相见时的动人情景，他只是说，都过去一个礼拜了，郎朗一早醒来，还会怔怔地寻找他妈。郎朗情不自禁地嘟哝着：爸，我妈真的来了吗？怎么总感觉像在梦里呢？

　　孩子想妈想得太久了，而一旦妈妈真的来到了身边，他竟然连着一个礼拜都不敢相信。

　　梦，对于这个孩子和这一家人似乎已经没有魅力了。他们的现实生活在别人看来，似乎正是色彩绚丽的梦境。

　　愿他们的梦境更圆更好。

　　1999 /10/22 初稿于牧童居

　　2000/春 改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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