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书写完了，后记就是多余的。还要写还要说，就是毛病。然而，多余的话多余的事情有时候又不能不说不能不做。

　　作家写出书来，总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出版社，这种心情如待嫁的姑娘。姑娘出嫁需要缘份，出版同样需要缘份。本来这部书稿是给了另一家出版社的，只可惜没有那个缘份，致使此书的出版与预期迟了差不多有一年。这一年中，郎朗的命运又有了新的机遇。他到美国华盛顿一个大师级的音乐节上报名，至少要排队到下一年才能有演出机会，但是，因为应该出场的一位大师因病不能出席，郎朗幸运地替代了。结果，郎朗的天赋轰动了美国。行内人士欣喜地认为，自霍洛维兹之后，古典音乐一直缺少一位领头人，而郎朗的出现，使他们看到了希望。一时间，美国各大报纸纷纷在显著位置报道了来自中国的钢琴天才郎朗的非同寻常的演出。

　　然而，作为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不能不有这样的忧虑：一个弹钢琴的孩子，值得用23万字的篇幅去写吗？

　　实在地说，刚采访时，一直在犹豫。一些朋友得知我要写郎朗，也不乏诚意地说，郎朗还太小，给他写传记是不是早了点儿？世界级的钢琴大师也没有这么小就写传记的。谁知道他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少年天才常常像那闪闪发光的溪流，因为接受光照多而格外灿烂，也会因为接受光照过多，蒸发得就快，因而干涸得就快。古今中外天才琴童并不鲜见，昙花一现者大有人在。那么，郎朗将来究竟会怎样？会不会成为真正的钢琴大师？我觉得无论他成为不成为，他的意义已经足矣！就是说，本书与他的未来无关，他的现在就已经够了，郎朗的故事的全部意义并不在于是否成为霍洛维兹。

　　采访之后，我停顿了足有一年半没有动笔。这一年半我在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最终，还是郎朗和他的父亲给了我真正的信心。

　　原先与出版社谈的这本书稿是15万字，却不曾想越写越长，越写越激动，越写越觉充实。我自己被自己写作过程说服了。因为，这不是写给郎朗和他的一家，而是写给所有的家长，所有弹琴的孩子，所有的钢琴和音乐的爱好者，一句话说透了，就是所有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的人们——

　　我固执地以为这本书的意义不取决于郎朗究竟会成为怎样了不起的钢琴家，而是取决于他那不同凡响的父亲。他是个真正有着文学性格的人。就是郎朗从此不再有任何发展，这部书我也写定了，因为郎国任以其自己的特性，创造了他的人生的光彩和文学的光彩。

　　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社会，我们的家庭是相似的。但奋斗与追求却迥然有异。谁不望子成龙？可怎样望才能成龙？

　　10年前，我曾写过一部《中国钢琴梦》，在那部书中，郎朗还是个不那么抢眼的小男孩。那次美国钢琴家莱雷斯一行来沈阳举办李斯特国际音乐节时，朱雅芬教授风采翩翩地在台上作翻译，而他的学生们以郎朗为首的小家伙在台下台上乱窜，找美国来的钢琴家往节目单上签名留念。而他们的家长也不失时机地让孩子与美国钢琴家合影留念。我手中保存了一张当年郎朗和几位小琴童与美国钢琴家班诺维支的合影。班诺维兹过于高壮的身躯因挺胸昂首，把我们的琴童显得格外渺小卑琐。如今，也不过10年，这位在班诺维支面前干巴渺小的中国男孩，居然可以比班诺维支更辉煌地站立在美国那片土地上，而且“兴风作浪”。你能不感慨吗？

　　最有感慨资格的是郎朗的父亲郎国任，还有郎朗的母亲周秀兰。不知这对为了儿子吃尽苦楚的夫妇如今在美国是怎样的感慨。

　　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会为儿子感到深深庆幸，他们的所有努力毕竟都得到了回报。

　　相形之下，还有多少没有得到回报的父母呢？

　　最后，我要感谢的是作家出版社，他们坚信这部书会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他们认为这是一部真正可以畅销的书。这使我格外欣慰。

　　要感谢的还有责任编辑那耘先生。

　　2000年7月15日星期六 于沈阳牧童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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