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怀着一股冲劲，在导师的推荐下，赴美国学习放射肿瘤学，1996年初，满怀希望归国。然而，回国工作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琢磨半年才上班，不仅新技术无法开展，连职称都无法晋升。有一些人更把我当成与其争夺饭碗的“斗士”。1999年第一天，我抱着遗憾，再次到美国导师的放射肿瘤科工作。

　　尽管身在美国，心系祖国，我保持与国内同行们联系，并在繁忙的工作中，坚持每日上网阅读国内报纸。同时，对生活中观察到的一些美国社会现象加以分析，更激发我的爱国热情。特别是1999年3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三讲”教育，极大鼓励我再次回国的决心。尽管这次“三讲”教育是在县一级领导干部开展，我亦从网上认真学习有关文件，深受启发。我坚信，勇于开创、努力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奋斗方向一定正确。下面是我一年的留学生活的汇报和切身感受的总结。

　　一、努力学习是我这次出国的既定目标

　　放射肿瘤学在我国仍处于落后状态。在美国，我遇见一位宾大医院放射肿瘤科医师，10年前他曾是北京肿瘤医院放射肿瘤科的住院医师。1999年夏天，这位医师重访北京肿瘤医院，并感叹道，在北京，现在的放疗方法与10年前一样。而在美国已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位老兄讲出了实话。近几年，发达国家所有放射治疗中心都采用三维治疗计划系统(TPS)制定治疗方案，我这次赴美学习的目的，就是参观这方面的内容。在美国托马斯×杰弗森大学医院，导师安排我一半时间在临床参观，一半时间在实验室工作兼指导学生实验。临床方面，我的确看到仅4年之隔(上次访问是1995年)，放射定位野的设计方法截然不同。目前，他们大部分病人都通过三维TPS，使定位更准确，放疗副反应更小。我还参观术中放疗、全身放疗、组织间内放疗、热疗，即使是模型室我也认真观察，并掌握电脑的图像处理。由于每位医生侧重的肿瘤不同，导师让我与不同的医生工作。一年内，导师资助我参加三次大型的肿瘤学术会议，AACR年会、RTOG年会、ASTRO年会。在实验室里，我要求自己完成一个课题，完成1-2篇论文。为了提高我英文的听、说能力，导师安排我3个月的带教任务。临床导师是美国放射肿瘤界权威人士，现任RTOG主席。上海医大肿瘤医院放疗科委托我邀请导师来沪访问，导师欣然答应。为促进与中山医院的交流，导师热情邀请中山医院领导赴美国托马斯×杰弗森大学医院访问。

　　这次赴美，我带去肝动脉栓塞加放疗的治疗结果，特别是放疗前后的病理变化，从病理学角度阐述了肝癌细胞与正常肝细胞对射线的敏感性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支持肝癌放疗的有力证据，又一次博得他们的尊敬。我将这些治疗结果总结成文，投到Am J Clin Oncol(美国临床肿瘤杂志)，立即被接收，已于今年第4期刊出。一年的学习含辛茹苦，但收获很大。回国后，我向医院领导提出我科的一些发展意见。

　　二、印尼华侨的真情实话

　　在美国独立日的日子里，我和我夫人随华人旅行团赴著名的旅游区尼加啦瓜瀑布参观，车上同行的旅客大部分是印尼难民。他们是98年亚洲金融危机，印尼再次出现全国性排华，靠劳动致富的印尼华侨，一夜之间被抢一空，沦为难民。他们集体“偷渡”美国。他们持商业签证，由于印尼目前局势仍未稳定，他们只能继续逗留费城。一年余的美国生活，不仅使他们的身分变“黑”，盘缠也用完，几百人的印尼华侨只能将大本营扎在黑人区，又不敢让美国政府知道。当他们知道我和我太太是中国大陆来美学习的医生，非常羡慕，就象见到自己的亲人，与我诉说衷肠。华人在印尼受歧视，在美国生活不易，希望祖国大陆强大，为他们撑腰。这是印尼华人的心声。从他们悲哀的眼神，可以看出逃慌者的苦衷。从他们身上，我深深地感受到，祖国的强大是多么的重要，我热爱自己的祖国。

　　三、表姐的孩子有了中文名字

　　在费城，我有一位表姐，她是60年代初从台湾来美国，由于国家的分裂和贫穷，华人在美国没有什么地位，也抬不起头。她有3个孩子，颇有出息，均为医生，可是不懂中文。这是因为民族的自卑感，表姐不愿自己的孩子学中文。80年代初，国门刚开，表姐思念家乡的亲人，从美国来福建探亲。当时家乡贫穷落后，卫生状况、住房条件、饮食质量、交通等都很不好。表姐提前“仓慌”而逃，并发誓不再回祖国大陆。94年我访美，建议表姐再到中国访问，未果。这次我带去家乡巨变的照片，终于打动她的心。1999年秋，表姐再次回福建省泉州和厦门，她置身于高楼大厦之中，明亮而干净的大街，出入有小车接送，餐桌上道道是合味的家乡菜肴，家家富裕有余，表姐见到这样的情景，心里乐哈哈。与上次相反，表姐从厦门购买手表带到美国，因为这里的手表便宜又精致。回美国后，表姐高兴地告诉我她的福建行，并把她的感受告诉一伟、一真、一仁。我问道一仁、一真、一伟是谁，表姐说是她儿子和女儿的中文名字。一就是希望祖国两岸能早日统一，仁、真、伟就是根据中华民族的美德，为人要仁慈、真诚、和光明磊落。我又问她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这事，表姐不好意思地一笑。如今，表姐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中文，因为中国已是一个有作为的国家。祖国富强，华人方能抬起头。

　　四、表姐夫珍藏“红宝书”

　　姐夫有件宝，珍藏在保险箱。这宝便不是他毕生积累的股票，也不是杜邦公司的荣誉金奖，更不是各种各样的专利证书。而是“文革”期间访问上海，由市委书记赠送的毛主席语录，我们称为“红宝书”。姐夫是美国杜邦公司著名的化学家，1972、1974、1982年三度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来北京、上海讲学。姐夫常与我坐在一起，回忆抗战时期，南京沦陷，迁到重庆读书的艰苦岁月和在美国饱经歧视的经历。新中国诞生后，他日夜思念祖国。但因朝鲜战争，他只能去台湾，因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就在台湾结识我表姐。在台湾3年，表姐夫目睹国民党腐败，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认定国民党救不了中国。1956年，姐夫重返美国。72、74年正处于“文革”，他不怕动乱，不信美帝谣言，趁中美恢复邦交正常化之机，来祖国大陆传授科学技术，为祖国的科学发展作出贡献。上海市委书记接见他，并赠送他一部《毛泽东选集》和20本“红宝书”，让姐夫宣传毛泽东思想，让美国的朋友也能读到“红宝书”。姐夫在上海期间，认真阅读“红宝书”书，深深地爱上了“红宝书”，以至每次讲学之前，他总要和大家共同学习一段语录，这正好赶上当时的形势。通过学习“红宝书”，姐夫认识了红色中国，并坚信只有红色中国才能救中国。现在姐夫年纪大了，但仍关心祖国大事，对祖国取得的成就非常高兴。做为一名美国的华人学者，姐夫更关心李文和案，姐夫认为，这是美国部分反华政客炮制的所谓的“核机密泄漏案”，也反映了美国政治的腐败。

　　五、科恩医师回以色列

　　我1994-1995年在美国托马斯×杰弗森大学医院学习，主要是科室副主任科恩医师带我接触临床工作。他是美国出生的犹太人，工作非常出色，是多家肿瘤杂志的年轻编委。这位犹太人之所以有中国情结，是因为他伯伯曾是犹太难民，二战期间逃到上海，科恩医师一直认为是上海人民救了他伯伯。这次我再赴美国，科恩医师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条件和地位，已回以色列工作。科恩医师经常从以色列发来电子邮件给他旧日的同事和部下，要他们善待曾医生。科恩告诉我，在以色列生活与工作，大大不如美国舒服，有时还要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但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为不再发生象他伯伯那样流离失所的生活，就要建设好自己的祖国。科恩医师同时也鼓励我回中国，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力量。众所周知，犹太人被灭国近3000年，时至今日还能复国，就是有一大批象科恩的杰出人才，热爱自己的祖国。尽管我和科恩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经历也不同，但热爱自己的祖国是一样的。科恩成为我的好朋友，我曾对科恩说，他是我的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