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我有一个梦

　　美国托马斯×杰弗森大学医院的大楼里，有一层是日本医生Sato承租下来，专门为在美国的日本商人服务。放射肿瘤科里的美国医生告诉Sato医生，说他们科来了一位中国的访问医生，对肝癌的放射治疗颇有研究。由于日本肝癌发病率高，故Sato对肝癌很感兴趣，并邀我与他们交流。我出示清晰的CT图片和电子显微镜下的病理变化图片，Sato又惊奇又佩服，感叹我们的肝癌治疗与研究一点也不比他们差。为了保持联系，我留下我在中国的电子邮件地址。2个小时的交流，增加了Sato医生对中国的了解。最后Sato对我道出心里话，70年代末，Sato携带新婚妻子到中国度蜜月，选择中国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既重要又神秘，由于当时中国落后，蜜月只是“秘”而不“甜”。如今中国进步了很多，有CT、电子显微镜、电子邮件，他一点也不奇怪。交流结束，Sato医师送我到门口，正好有一位美国白人想窜入日本人的医院，Sato医生用生硬的英文嚷道：看清了没？这是日本国医院。白人走了。我有一个梦，中国人也应当在托马斯×杰弗森大学医院开个大中华医院，而不是在中国城。美国不再有偷渡的华人，看不起病的华人不再受白人的吆喝。要使梦想成真，那就是祖国强盛。每位中国人都有责任建设好自己的祖国。

　　七、事实胜于雄辩

　　美国一些反华人物的对华攻击，甚至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他们竭力妖魔化中国。然而，只要亲自来中国访问的美国人，都会嘲笑这些痴人说梦的美国人。Andrew Ken是一位美国热血青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腔普通话，还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叫柯安君。10年前，他本着救中国的热情，由美国耶鲁协会资助来中国武汉大学教英文。其间，他到过中国许多的城市和大学，包括我们上海医科大学。他耳闻目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和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历史和道德，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柯安君发出感叹之言：中国完全可以自己救自己。上次我到费城，柯安君回美国费城天普大学攻读医学博士，现在，柯安君已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医学心理学工作，他用中医中药结合心理治疗，帮助吸毒的瘾君子诫毒，取得良好的效果。柯安君告诉我，需要解救的不是中国，而是吸毒猖獗的美国。柯安君的话，使我开怀大笑。

　　克劳斯×史蒂烈是一位美国犹太老人。童年时期就目睹纳粹的凶残，随父母从纳粹集中营逃往美国。因此，她最痛恨种族歧视。在她访问中国之前，她是从报刊、电视上认识中国--封建、落后、贫穷。在与她交谈中，她感兴趣的总是：“为何中国人之间说话不一样？中国女人生小孩为何不能回娘家？”等诸如此类的问题。1994年10月，她作为美国政府医学访问团一员，访问了北京、西安、桂林几家儿童医院，再从香港回美国。克劳斯无不赞赏中国。从此，她知道中国有故宫、长城、兵马墉这些古文明，有美丽的桂林山水和繁华的香港。中国城市的几家儿童医院之先进，是她未曾料到。回美国之后，她逢人必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所感兴趣的不再是中国稀奇古怪的东西，而是中国的文明史和费城博物馆内的中国古文物，并与一位退休医生合作，义务为中国学生辅导英文，我成为她的第一位学生。克劳斯不再相信美国一些报纸对中国的诋毁，在她的教材中，是一些报道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在我离开费城之前，我和我太太一起看望这位慈母般的美国老人，她流着眼泪对我说：“我留给我孩子的是根和翅膀，根是让孩子知道他从哪里来，翅膀是让他独立，你的根在中国，要为自己的国家建设”。

　　八、艾伯特的母亲削发成尼

　　艾伯特与我同龄，4岁时随父母亲从台湾来美国。1992年毕业于哈弗大学医学院，并慕名到美国著名的放射治疗学家奥德手下，从事肿瘤放射治疗与研究工作，在工作中我认识他。奥德的人品很差，均雇佣中国人，从事超高剂量的放射性同位素工作，不少中国人来到美国，为了能找到一份工作，尽管不熟悉放射性同位素防护，也争先恐后要求在奥德实验室工作。奥德深知放射性同位素伤人不小，也深知中国人多得是，采取一年换一个中国人的卑鄙手法，先后雇佣北医来的张医生和税医生，以便日后出现放射损伤不会找上门。由于艾伯特是本院的住院医生，不能随便解雇。我从事10年的放射肿瘤学，对放射性同位素了如指掌，知道奥德医生的违法行为，因为他们一个月使用的放射性同位素的剂量超过年允许最大量的10倍，高剂量的放射性磷酸盐，极易挥发至空气，从而通过呼吸道吸入肺部，轻者出现放射性肺炎，重者发生肺癌，除非安装良好的排气系统。我告诉奥德，奥德蛮不讲理地说，一套排气系统需十余万美元，他没钱。奥德知道他的丑陋行径败露，以美国绿卡相引诱，我严正地告诉他，我要正义,不要绿卡。我将奥德的丑陋行径告诉美国核素管理委员会，经调查，核素管理委员会吊销奥德的执照和关闭他的实验室。半年后，艾伯特身患肺癌，医治无效死亡，年仅29岁。我将奥德的这段故事讲给艾伯特的父母亲听，他们全家更是悲痛，全家联名再向美国核素管理委员会讨个说法，充满种族歧视的能源部直辖的核素管理委员会答复道，奥德无违法，但不提起奥德执照被吊销和实验室被关之事。无奈之下，艾伯特全家求救于一向敢揭“丑闻”而著名的华盛顿邮报，邮报总编以“美国人”不会有伤害艾伯特的行为，将艾伯特父母拒之门外，此时，艾伯特父母才意识到他们尽管成为美国公民几十年，但还不被认同为美国人。艾伯特父母又找律师，律师说人命关天，要打赢这场官司，得先付20万美元。中年丧子的艾伯特父母亲，陷入极度悲哀之中，素以台湾人而自傲的艾伯特父母，此时此刻不能不说出心里话：“大陆、台湾学者同一命运”。我这次再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给艾伯特的父母亲打电话，可他们的电话号码已被取消。我找到艾伯特幼年时的邻居徐女士，徐女士告诉我，自您离开美国，艾伯特父母好惨，他们已回台湾，艾伯特的母亲出家当尼姑，希望佛光能照耀人世间，还给他们公道。

　　九、叔公的叮咛

　　福建人称爷爷的弟弟为叔公，叔公是福建省著名华侨，香港颇有名气的实业家，但并不富有，他将毕生的积蓄用于家乡的教育事业，科教兴国是他最愿意做的事。叔公在家乡兴办中学、小学、幼儿园，设人才交流基金和奖学金。我第一次赴美学习，就是叔公资助得以成行。叔公教育我做医生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还要有高尚的医德，叔公就是要培养这样的人。我第一次赴美前，从未见过叔公，可他极力支持我出国学习，更鼓励我学成回国。当时，大部分赴美留学人员不愿回国，为鼓励我能安心回国，在我出国前，叔公从他并不富有的储蓄抽出25万元，为我在上海买定房子，以便学成回国有个落脚地。1994年我途经香港赴美学习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我叔公。叔公年纪大，可国耻家仇仍不忘，声泪俱下地对我讲家史，叔公童年时期，帝国主义用鸦片毒害我国家，我太公染上抽鸦片的恶习，倾家荡产，9岁那年，太公去世，叔公赤脚下南洋。在异国他乡，饥寒交迫，幸遇一位老华侨收他为徒。在打短工的日子里，叔公仍夜读书卷，终有点出色。叔公到美国做生意，美国人总把我们当成无家可归者，目睹美国伤风败俗的生活，叔公再也不到美国。在我上飞机前，叔公仍重复那句话：“美国的科技进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但不能学习他们腐败的生活方式，不是去当美国人，要回国建设自己的家园”。这就是叔公的叮咛。1997年我再次赴美回国，途经香港，叔公与世长辞，但他的话永远在我耳边回响。

　　十、“三讲”教育鼓舞我回国

　　我回中山医院报到，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奇怪，这的确难怪他们。如果我说是“三讲”教育鼓励我回国，可能有更多的人觉得更奇怪，这次“三讲”教育是在县一级以上干部开展，与我回国有什么关系？我认为关系很大。我接触到许多留学生，他们都很羡慕我能来去自由，5年内3次来美，而且夫人也一起来。留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希望能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可困扰他们的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接收单位。这些人有的出国多年，早与原单位脱钩，要找合适的单位，又苦于没关系。“三讲”教育就是要让那些失去党性原则的领导干部重新回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路线上来，摒弃私利，解除帮派观念。最近，党中央又继续把“三讲”教育作为组织工作的头等大事抓紧抓好。一是抓紧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二是加强领导干部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三是为科教兴国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积极吸引和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和为祖国服务。在这“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峥嵘岁月，何惧风流？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才是我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