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十六岁时你写中学生自杀，二十五岁时写关于毒品问题的《啦啦啦》，二十六岁写酒吧故事《一个矫揉造作的晚上》，这是一种时髦吗？这和你的经历是否有关？

　　棉棉：我只写我身在其中的生活，我写作一直都和我十六岁时一样，只是想表达。十六岁时不可能会觉得“自杀”是时髦，那是件十分恐怖的事情。我从没想到我作品中某些元素会成为“时髦”，这只能说明我的写作力量不够。我在作品中表达我的爱、我的困惑和我的无助，我在作品中分析危险的青春，并且寻找启示。我不需要通过写作来表现我的前卫。说到赶时髦，我只在一件事情上赶时髦，那就是音乐，我比较关心这个世界上哪个俱乐部里又出现了新的音乐，但写作不是娱乐，写作是件需要灵魂时刻在场的事情。

　　记者：有人说你是“用身体写作”，你怎么看？

　　棉棉：这话是三年前葛红兵第一个说出来，当时他看了我的《啦啦啦》，但我的写作并不依照这句话。他的说法带着一种诗意，相对其他作家而言指出了我的写作特点。我想这“身体性”指的不是欲望和感官，而是指一种离身体最近的、透明的、用感性把握理性的方式。喜欢音乐，节奏感强的人会明白我说的这意思。

　　我不是被炒作出来的

　　棉棉：我的《糖》就是我的近十个中短篇小说，写了五年了，早就写好了。在外面折腾了大半年才找到出版商，然后又找不到出版社，我没花太多工夫在这方面，因为这事只能凭运气。现在谁都说我是被炒作出来的，那么半年前为什么只有一个丁晓禾？为什么只有一个戏剧出版社？这本书的策划丁晓禾本身就是作家，所以我运气突然好了。我16岁就写小说了，我27岁才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啦啦啦》改了一年才发表。我发表作品和所有的作家一样难。

　　对于写作我从不后悔

　　记者：你曾经流露出对写作后悔的话，比如，“如果当年知道今天这种状况，就决不会写作！”

　　棉棉：我是中国第一个作品被发表、描写毒品生活的作者，我曾经认为自己很幸运，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今天的情形好像是“我描写吸毒，我很酷！我滥交，我很酷！”。我觉得一些很严肃的问题现在变成了花边新闻或肥皂剧，特别可笑。

　　我不是大而美的爆竹

　　记者：有人认为，“七十年代以后”，就是“随时不忘宣告公众她们的容貌为羞花闭月，性观念为自由开放，性欲是旺盛，日常生活为迪厅酒吧吸毒和准意义上的摇滚”“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告诉你：我是一只巨大而美丽的爆竹，等的只是投视过来的注视和掌声。”你这样认为吗？

　　棉棉：这话太逗了！如果一个作家需要用化妆术在自己脸上和作品中为自己驱散自卑，那就太不自信了。我肯定不是一只巨大而美丽的爆竹，要做也得做“定时炸弹”。

　　记者：据说，所谓另类写作潮流已经让一些生于七十年代以后的作家感到恐慌，他们担心如果跟不上潮流，刚刚起步的写作就容易夭折。

　　棉棉：我认为他们不可能会担心自己跟不上潮流，他们都是些相当有个性的作家，他们对潮流根本无所谓，我想他们只是在担心有什么东西老在恶心他们而影响了他们的写作情绪。我的情绪也受到影响，我现在特别想说的话是：千万别说我是作家，我烦了。(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