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婚姻比喻成围城，一部分原因是感慨守城之不易。由于文化和生活习惯不同，涉外婚姻这座城池就显得更难于把守。

　　理性看待跨国婚姻，为了功利性目的以婚姻作为赌注自然不可取，因跨越种族国籍的爱情而走入婚姻殿堂也不必大惊小怪。婚姻自有属于婚姻的规律，无论是门当户对还是爱你一万年，维护婚姻的唯一技巧还是谦让与理解。在此，我们选取了四组相对成功的案例，挖掘其日常生活的点滴片段，以及在面临性格、爱好、家庭、事业、长辈、子女等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也许从中可以发现一些普适于所有婚姻的规律与技巧。

　　李小姐嫁给前夫时，并不是看中前夫的财产和可能带来的出国机会。她的这位前夫是西欧人。李小姐在国外学习时，认识了他。在李小姐眼里，他知识渊博、受人尊重。他赢得了李小姐的芳心，两人很快喜结连理。婚后，前夫到上海一家外企工作，李小姐和他一起回国。不久，李发现前夫和很多女人有不正当关系，并且把这些经历拍成录像。她给对方提出时，对方却讲那些是私人的事情，是种生活习惯，和李小姐没有关系，还认为李小姐侵犯了他的隐私权。李小姐因此决定离婚。

　　这是上海精文律师事务所婚姻家庭业务部、资深婚姻法律师沈永锋所受理的一次业务。每年，他都要受理涉外离婚案件十几起以上，一百余次电话和邮件咨询。他把李小姐这种离婚类型称为“思想观念差异较大”型，据统计，他受理的涉外离婚案件，有30%是这种类型。

　　涉外婚姻增幅迅猛

　　沈律师业务繁忙的另一面，是涉外婚姻数目的迅猛增长。中国政法大学妇女研究专家巫昌帧把这个数目的增多，理解为社会观念的宽松，数目增多很正常，“婚姻变化，是社会的缩影”。

　　早年，巫昌帧就见过身边三位留苏人员，其中两位和苏联人结了婚。这样的情况当年毕竟算是少数，如今已经司空见惯。她转述广东一民政部门统计，当年涉外婚姻，仅限于美、英、日等国，现在已经遍及世界100多个国家。

　　据说，这种涉外婚姻，受到普遍的赞扬。巫昌帧就听广东民政部门谈到这一现象时，认为“与外国人结合，有利于优生，也有利于和平”。婚姻形式，也渐渐由“外男中女”，向“外男中女”与“外女中男”并行。

　　上海就是一个典型。尽管近两年涉外婚姻数有所回落，但增幅依然惊人。据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涉外婚姻登记数呈现曲折上升态势，1980-1985年，申城出现了涉外婚姻登记数的第一次稳定增长，1985年涉外婚姻登记数增加到826对。到1990年代中期，一个高峰期突然出现：年登记数量突破3000对，这个高峰一直持续到2001年，那一年的涉外婚姻登记数达到3442对，是迄今为止的最高峰。

　　离婚数逐年攀升

　　正是涉外婚姻的迅猛增长，沈律师变得更为繁忙。沈所在的上海市，2002年，该市民政部门共办理涉外婚姻离婚登记90余对；2003年，办理涉外婚姻离婚登记的人数攀升至140余对，比2002年上升了约60%；仅2004年上半年，涉外婚姻的离婚登记数量继续走高，达到了120对。

　　之所以有这么高的离婚率，沈永锋把原因归结为婚姻基础较差和文化不同。如果把李小姐的遭遇归类为文化背景不同，那王小姐与英联邦某国家John先生的婚姻，就缺乏起码的基础。王小姐家在中国南方某城市，她为了拿到前往澳大利亚的签证，和John结了婚。到澳大利亚不到一个月，John就发现很多疑点，他的妻子在拿到签证之前在个人学历及经历上欺骗了他。婚前，两人生活在两个国家，很长时间才见一次面，每次见面相处的时间也不长，没有好的感情基础。为此，John找到沈永锋律师，希望与王小姐离婚。离婚的理由是：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的；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了《结婚证》。

　　“从婚姻基础上看，往往是中国的年轻女性与外国来华工作的男子结合比较多，很多人嫁给外国人的目的是为了出国生活，或者追求好的物资生活条件，这种婚姻往往不能长久。”沈永锋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