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规模的一代“海归”
在中国最早、最大的留学人员组织“欧美同学会”的网站上,周小川、周济、徐冠华等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的留学生被称作“第十代”留学生群体。欧美同学会秘书长于隶群向
本报记者介绍,这一海外留学群体的规模今天已达100万人,远超前面几代留学生人数总和。
这一代“海归”渐入政坛高位的同时,新中国建国初期留学苏联及东欧的老一代留学生群体,包括江泽民、李鹏、李岚清、邹家华、钱其琛等,在主导中国政坛十多年后先后退隐。
留学欧美的新一代“海归”群体和老一代留学生群体相比,留学背景迥然不同。
上世纪50年代的留学运动和历次留学运动都有所不同,当时新中国派遣留学生计划与国家工业建设计划密切结合。总共1.8万留学生包括教育部门为培养尖端科技人才派出的近万名外,军委系统派出的军事留学生和共青团中央派出的人员,以及“一五”期间工业部门为执行各项苏、欧援建计划派出的7800人,后者专门在苏联、东欧的工厂、矿山对口实习工艺技术和管理。这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成为新中国全面建立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
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留学生群体去向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北美成为留学人才的主要聚居地。同时,这代留学生中,国家公派只占不到5%,绝大多数人为自费留学,学科范围远比第九代留学生群体要宽广,涵盖了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各领域。
站在历史的洪流中回望,这批从政的“海归”群体归国后的从政情况和民国时期的“海归”者却颇有些类似:他们大量进入政府系统中的实务部门,如外交、立法及实业部门等。
由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领导群体启动的改革开放,重启绵延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新一代“海归”和第一代留美幼童一样,被历史推到这一变革的风口浪尖上。
和100年前相比,他们仍然面临相似的任务。但这批“海归”群体无疑要幸运得多———在这场改革中,不论是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还是社会层面的各项制度建设,他们得以拥有发挥平生所学的舞台。今天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逐渐完善,这批“海归”功不可没。
新一代“海归”从欧美带回发达国家政府治理的先进理念和公共管理技能,对其所从事的工作形成较独特的影响。
“他们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市场经济法则,民主、法治意识和创新能力都受到更多的锤炼。”一位学者说。
“前一段时间发生的有关‘仇和现象’的讨论,几乎很少人注意到仇和曾在马里兰大学学习一年,以及他回国后始终没有中断对相关知识的追踪这一精神履历。仇和诸多创新举措不是不可以讨论,但不注意这一关节点,就无法理解仇和回国后的创新魄力。”另一位专家说。
“新‘海归’能够在欧美系统地学习关于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知识,他们步入政坛后,无疑会推进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汕头大学法学院教授杜钢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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