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同日韩等东亚近邻国家或中国历史比较,当前‘海归’官员还是少数。”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海归人士王辉耀说。
资料显示,海外留学生归国后从参与的领域来看,经济界、教育界和科研院所的“海
归”人士有的高达85%以上,从政的“海归”在官员中的比例显然无法同日而语。
“‘海归’一百年前就有,从洋务运动开始这一现象已经出现。”一位学者说,“此后逐渐出现文官政府遴选高级官员的不成文‘传统’,现在惊呼‘海归’,只说明历史传承突然中断,一旦接续,人们一时不适。不是‘海归’回来,而是‘历史’回来了。”
在王辉耀的眼里,当前的干部选拔制度仍有改进的余地:“体制内”和“体制外”隔着一堵无形的高墙,挡住了许多“体制外”的“海归”派进入政坛的大门。
2004年北京市面向全国招聘副局级干部和高级企管人员,被北京本地媒体以“北京副局级干部招聘优先考虑海归”高调报道,王辉耀对此颇为欣喜,但他留心了一下招聘条件,发现赫然写着:申请者需要有担任正处级干部满一年、或副处级满4年的工作经验。
“这次招聘表面上面向所有‘海归’,但实际只面向从‘体制内’出去,又回到体制内的5%的群体,绝大多数‘海归’群体被排除在外。那么多在跨国公司工作的职业经理人,那些有过国外政府工作经验和公共管理经验的人,他们没有体制内处级干部的经历,能不能报考呢?又有没有能力担任这一职务呢?”王辉耀问道。
王辉耀设想,如果政府能够将中高级干部选拔任用的大门向社会开放,将优秀的海外精英充实到各个政府部门,“政府的行政职能转换绝对可以上一个台阶”。
“改革开放这些年来,许多省市反复强调要和国际接轨,如果能让一些学有所成的海外留学人员直接进入市长、省长的助理班子,他们的国际视野和知识能力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陈泉说。
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在一些政治观察人士眼里,随着政府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海归官员的状态将逐步得到改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归”官员有望形成梯队效应。
“这一代海外留学潮以其来势之猛,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对中国的影响将是空前的,再过十年、二十年,历史会证明这一点。”
“海归”官员也将对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积极变化。有政治学者认为,“海归”群体成批在国家机关担任司局级干部,今后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海归派”将会更多,中国的政治生态也将朝着更加开放、宽容和透明的方向演进。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认为,留学人员和体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影响,相互改变。“海归”们既需带来规则的意识,又要学会努力适应体制。
而对于“海归”的历史作用,他认为应该放在过程中看待。他说,这些人毕竟是知识分子,看问题相对理想化一些,如和中国的现实情况结合得不好,就容易出问题。他们所去的国家可能比较发达,但如果把他们学到的东西不顾中国国情搬过来,反倒会出问题。
(本文部分数据资料引自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王辉耀著《海归时代》,谨致谢意。)
[上一页]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