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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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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的原文摘自《读书》2005年第09期中的《十年一刊 ：从文化年代到媒体年代》一文中对李敖大师的描写：(文中用红色字体标注)
拿到《三联生活周刊》(以下简称《生活》)的纪念文集《〈三联生活周刊〉十年》，很仔细地翻了一遍，感受到一种亲历历史的亲切。《生活》的历史充满了变化，书上有篇文章说陆续有二百六十多人先后进出。这就导致能够完整地讲出这本刊物变化过程的人很少，纪念文集起了梳理和集纳的作用，我也得以了解《生活》诞生和发展的前前后后，除了自己比较熟悉的那段时期以外。惟一的遗憾是看完后不太过瘾，我想这跟编书的初衷有关，记得约稿函上说是要参与者个性化的回忆文字，不做宏大叙事，亦无全面反思。这造成此书记录的都是断片，一些重大的变化语焉不详，比如对社会资本参与经营的跌跌撞撞的摸索，比如文化味道与新闻报道这一对“冤家”的关系如何得到有效的处理等等。
编书者不求宏大叙事，但《生活》十年了，难免要从宏大叙事谈起。《生活》是顺势而起的，不能不到它创办和发展的时代背景里面寻找成功的原因。这个原因，我简单地认为，就是《生活》完成了一个从文化年代到媒体年代的转型。李敖写《北京法源寺》，最后说：“艾略特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和詹姆士之后已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像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这段话拿到中国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说也完全贴切。八十年代整个文学具有强烈的文化中心意识，新闻媒体在那个时候并不凸显，反而是小说和报告文学高调地扮演着干预生活的角色。一九九五年开始担纲《生活》的朱伟，原来的职业正是写小说、编小说，小说有毋庸置疑的中心话语权。但是很快，进入九十年代，时代的变化导致文学的眼球效应丧失，国人的精力被电子类产品和快节奏的生活瓜分。在强敌压境的时候文学孤城里的人又偏偏摆脱不了故步自封，对脚下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越来越疏远，越来越淡漠，结果是留下了大块大块的空白给新闻人来填补。
有意思的是，《生活》在九十年代初酝酿创刊的时候本不想完全抛弃文学，首任执行主编钱钢曾提出“三界共生，系统运作”，即依靠新闻界、文学界和学术界，共同打造一本品质优秀的新闻周刊。“其办刊过程，将是融合‘三界’优长，改变学科思维习性，推动人才相互砥砺、相互激发，形成新的共生群落的过程。”这个理想显然没能实现。
八十年代北京文学写作圈的中心人物是李陀，据朱伟说，当时未被社会认可、有探索性的作品往往会从各种渠道流到李陀那里，经他鉴定之后，再从他手中流给各等编辑。一九九五年《生活》筹备复刊，李陀是策划之一，所以我们可以从李陀后来对文学的评价中找到“三界”之文学界何以不能帮助《生活》成长的端倪。《上海文学》曾发表李陀的访谈《漫谈“纯文学”》，这篇文章认为，一度在八十年代产生过积极影响的“纯文学”观念在九十年代成为关于文学的主流观念，并致使作家和批评家“拒绝和社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更不必说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李陀提出这一问题的理由是：九十年代，在思想、理论界和中国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论争当中，并没有文学界的声音；另外是“七十年代写作”尤其是“个人化写作”被提高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九十年代的文学界“主动放弃了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作家和批评家拘囿于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的视野之中，丧失了描述(实则是建构)社会总体图景的能力。
至于说“三界”之学术界在《生活》发展中的出局，也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汪晖与黄平都是《生活》筹备复刊的核心策划者，在谋划《生活》的办刊取向时，他们“强调杂志作为一种公共空间的批判性职能，而且也希望这种批判性能够深入到某种我们所期待的程度”(汪晖语)，其实这正是他们对媒体抱有的不切实际的“书生妄想”所致。
如果我们把文学界和学术界的精英都划归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大多倾向于把媒体看作是“中性”的，通过介入媒体，知识界可以获得一种有别于官方的“市民空间”。换言之，他们大都认为发育良好的媒体有助于形成一个充分的公共空间。
但现实却没有那么多玫瑰色：很简单，媒体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互为工具的关系。这样说可能有点儿刺耳，但是我觉得事实就是如此。
知识分子需要媒体这样的工具来做他的讲台或者论坛。以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媒体——电视而言，几乎所有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人对电视都嗤之以鼻，因为电视是一种很浅薄的东西，所谓“宽度达一英里，但深度却只有一英寸”。电视一定是给发言者断章取义的，如同布迪厄在他那本薄薄的小书《关于电视》中所说的，上电视就意味着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因为主题往往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也是强加的，特别是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电视存在很多歪曲，有很多强加给上电视的人的选择，任何在电视上露面的人，都会经受一种巧妙的审查。即便如此，很多知识分子仍然无法抗拒电视的诱惑。如果电视给知识分子以讲话机会，他往往会抓住这样的机会不放，甚至对有些人来说，在电视上露露脸或被收视即可，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要说点什么。“‘在’，就是被人看到”，贝克莱如是说。
与此同时，媒体也把知识分子作为工具。媒体实际上就是要贩卖它的观众或者读者。贩卖的原因在于，它要用观众和读者去吸引广告。媒体的收入基本来自两条，第一条是广告，第二条是发行，发行跟观众或者读者也存在密切关系。观众或读者在媒体看来是一个一个的分众市场，当媒体想要打动它的市场，打动分众的时候，一定需要知识分子把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做一个简单化的处理，形成一种内容制造的模式。媒体特别需要知识分子在这个模式中生产一些能够吸引眼球或者注意力的内容。仍以电视为例，这一媒体并不太有利于思维的表达。但电视在追求受众注意力的时候，必须使自己显得“有思想”，因而它着力于挖掘一批能够进行快速思维的思想者(布迪厄称之为“快思手”)，让他们提供文化快餐，提供事先经过消化的文化食粮，提供预先已形成的思想。
这种互为工具推到极端，最后造成媒体精英和知识分子达成一个共谋的小圈子。媒体精英在我们传统观念来看，如果在电视台，可能就是制片人或者是大家常常见到的名牌主持人，如果放到平面媒体，大概就是主编、有名的专栏作家，以及有名的记者。这个圈子能够给观众或者读者提供速食，媒体精英和经由媒体获得发言权的“快思手”结合起来，也许构建了某种虚幻的公共空间。无论如何，它肯定与汪晖们期待的“批判性”是大相径庭的。
“三界共生”成为泡影之后，《生活》十年完成的转型，是由精英文化本位到大众文化本位也就是消费文化本位，这正是大众媒体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因为大众媒体是市场的产物，而市场告诉我们说，九十年代以来，大众文化比精英文化更为有力地参与着对中国社会的构造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三联书店原有的文化积淀变成了某种包袱甚至“污染源”，要文化还是要新闻(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新闻)成了问题。编辑部当然有论争，主创者的个人好恶也对杂志方向的偏移发生了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是时势最终驱使《生活》走向新闻化：开始是“法制文学”，更直接的界定是“黄赌毒”；接下来是贪官，是对权力及其运作的观察；再接下来，是娱乐、体育、消费等等。
自然，《生活》是不能也不愿脱下自己身上那层“文化外衣”的，朱伟自述，一九九五年筹备复刊的重大决策之一是，确定了要做新闻的文化评述。这种所谓的文化评述不外乎指向两点，其一，让周刊在新闻类刊物中具备某种文化品位、小资趣味；其二，力图赋予新闻报道以某种思想深度，在力有不逮的时候，靠个性化的文字叙述来弥补。《生活》同仁巫昂对此概括得非常精当：“《生活》的G点，一是讨论权力与权利问题，二是追究一个人的经历，和他成为新闻人物之间的古怪关系，三是新闻事件中的知识分子立场，四是对所谓的新兴中产阶级一厢情愿式的讨好跟迷恋。”所有这一切，令《生活》变成一种难以明辨的气味混合体，但它也恰恰因此在当下的中国媒体中独树一帜，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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