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生存

　　“读书时，我的理想是改变教育，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李大钊的公民教育思想》，现在，我连自己都分析不了。”

　　每年回家过年，赵鑫杰尽可能地低调，不出门，也不串门。他所在的中直机关尽管在权力序列中排名靠后，但是家乡亲友只认定他是“中央下来的干部”，登门托他办事的人一度络绎不绝。

　　国家实权部门是李鸿君过去四年始终坚定的国考目标，尽管考中的概率仅为千分之一。“考入一般的政府部门，大多是为了在‘体制内’过安稳生活，但一心想进实权部门的，肯定还有些其他想法，”他停顿了一会，“坦白说，就是求贵。”

　　备考期间，李鸿君在家乡开煤矿的老板亲友听闻他的理想后，立即打电话问他“需要多少钱打点，多少都成”。当然这是很不靠谱的想法，国考的透明公正也是逾百万人报考的原因之一。

　　“但公务员头上的权力光环，不得不说，很有魅力。”李鸿君说。

　　这个不太能摆上台面说的诱惑是黄丘伟连考五年国考的直接原因。从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黄丘伟进入了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在家务农的父母问，我们以后再被人欺负，你的单位能管吗？黄丘伟说不能，父母沉默了一会说，那你能不能调到能说得上话的单位？

　　李乐目前就职于北方某实权部门，2007年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时，他是年级的就业明星，刚进单位时，他仍处在不可抑制的膨胀期，尽管只是一名普通职员，但求他办事的人接连不断，且态度谦卑。

　　这种优越感与女朋友在考虑买房问题上终于消停。李乐眼下月入4000元左右，除了5元一顿的食堂餐，单位自留地低价供应的有机蔬菜，洗衣券及年终多发一个月基本工资外，没有其他福利，房子据说也“希望渺茫”。并且，李乐入职那年，正好赶上“阳光工资”开始严格执行，之前名目繁多的补贴都被取消了。

　　这意味着在这座城市，他得不吃不喝工作50年才能买到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这还是按照当前的房价折算的。在福利房越来越稀少的现实面前，这是中国基层公务员集体面临的问题。

　　女友建议跳槽，换座“便宜点”的城市过小日子，李乐坚决不同意。

　　“一是虽然收入不高，但每天总有那么多人来求我办事，一旦出了体制，就得变成我去求别人。我接受不了。”他说，“二是……坦白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同一套工序，我没有其他的技能。”

　　放弃留英机会，入职南方电网后，曹亮也陷入了被“机械化”的焦虑当中。作为一名北大硕士研究生，他日常工作就是整理材料、文件，年尾最繁忙，因为要赶各种年终总结。

　　最近，他正在制定一个员工辅导计划，让在变电站看护设备的同事不那么无聊，比如，申请在他们的办公室添置音响，每周为他们安排场地打篮球与羽毛球，而这些员工同样毕业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名校。

　　“读书时，我的理想是改变教育，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李大钊的公民教育思想》，”他说，“现在，我连自己都分析不了。”

　　曹亮生于1984年，在他2010年毕业这年，绝大多数80后正式告别校园。在“国进民退”趋势刺激下形成的这一重返“体制内”大潮中，曾经贴在他们身上诸如“独立”“个性”“自我”的标签，开始显得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与概括力。

　　他们其实与任何年代生于中国的人一样——很少有机会进行自我分析，一套实用主义的思想系统深入头脑，很少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总是从属于某种社会标准。

　　眼下对体制所带来的安稳的向往与自觉维护，在这一代年轻精英阶层里已然并还将持续深入人心。

　　吴晓丹终于如愿以偿考入深圳市某机关单位，眼下的工作是给单位写宣传稿与新闻通稿。她开始越来越抵触与少数还在体制外混的同学在网上聊天，稍一深入就不欢而散。

　　“为什么总是在批评？为什么总要去反思？”她反问道，“难道就不能重点看主流、光明的一面吗？”

　　总体上，吴晓丹是个平和的人，每天在平和的单位里按模版完成平和的通稿，她总习惯性地吞服四粒维生素，这是单位发的福利。瓶子里的药丸一天天少下去，是这位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眼下日常生活中少数还存在变数的细节之一。

　　而已经连续参加八次国考的沈娜，仍在准备今年11月参加第九次考试。根据最新规定，从明年起，中央和省级以上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均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这或许终于将为这名当代“女范进”减少一些竞争对手。这会是她最后的机会么？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名字皆为化名)(雷磊、李顺对本文有贡献)

　　不再做“特立独行的一小撮”

　　作者： 杨敏(化名) 口述 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采访整理

　　2006年从人大新闻系研究生毕业后，在导师的推荐下，我进了北京一家事业单位。老师们很多在国外做过访问学者，但在学生找工作问题上，却更支持我们找体制内的工作。

　　不进体制，就没有编制；没有编制，就没有北京市户口；没有北京市户口，孩子将来考北大清华怎么办？现在没北京户口，连房子都不让买了。

　　国考肯定是参加了的，我们班90%的同学都报了，除了独立还特行的一小撮，“若为自由故，户口皆可抛”的那种。

　　那几个进了发改委、人民日报和中粮的同学，最让人羡慕妒忌恨。而像南方报业集团的offer，坦白说，性价比实在不高，招人条件高，但工作地点不在北京，即使在北京，也不能解决北京市户口。

　　在北京念过书的孩子，基本都想留在北京。谁让这座城市集中了全国各领域最优质的资源、财富、人才与机遇呢？

　　虽然没考取公务员，但好歹在那家事业单位混到了北京户口。我的工作很清闲，闲得危机感越来越强烈地压来。

　　我们单位后面是个菜市场，办公室的大叔大妈一下班就去买菜，虽然不会夸张到带菜上办公室摘，但又有什么区别呢？看看周围同一批进单位的小年轻，北大的、清华的、复旦的，所有人每天都在重复着不念大学都能做的活……

　　我当时感觉自己就在深潭里腐烂了，连一个泡都不会冒。

　　随之而来的打击是听说单位要改制，这个再不济都可以心安理得混日子的“体制”也快要没了。

　　作为一个“体制内”人，辞职的风险实在太大，和长期生活在温室中，一下子无法适应外面的台风同理。犹豫再三，男友说的一句话最终打动了我，“我们热爱婴儿是因为他们的未来是未知数”。

　　当年坚决不考国考的一男同学收留了我，他就职于北京一家体制外杂志。原想着可以重新拾起新闻理想了，反正户口也解决了，哪知出差费用苛刻不算，工资还经常拖欠，稿费也少得离谱。

　　雪上加霜的是，一位继续留在那家事业单位的前同事工作第二年就拿到了6万元年终奖，比我在这本破杂志一年的收入还多。

　　半年后，我跳到了另一家市场化报纸，生活没规律，全国各地出差，接触的大多是些弱势群体。一次采访过程中我和基层的干部发生了冲突，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他阻止我采访我们扭打起来了。

　　整天想去为别人伸张正义，其实我自己就是个弱势群体啊！工作奔波，还被人打；工作6年了也买不起房；因房东要涨租金被迫搬了几次家……

　　我在体制内时，我师姐当记者，她说，她去各部委采访，一眼望去长长走廊两侧都是门，推开任何一扇沉重的门，里面都有几个年轻人。体制啊，就是人肉金字塔啊，升一层就要挤掉好多人。

　　从“体制内”出来前，我还喜欢去水木worklife版抱怨工作无聊，一下可以看到30年后的自己什么的。

　　但现在，我开始去劝阻那些抱有我当年想法的人千万别跳出来。“体制外”的一年经历，我总算彻底明白清闲和稳定的价值了。

　　我开始重新考公务员，每年都报，有时出差错过了考试，那就下一年。我只挑最高院、发改委这样的单位报，国考每年题目大同小异，万一哪次撞了大运，被发改委的offer砸中，立马分到一套房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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