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形势下的官员心态：贪官更紧张
反腐形势下的官员心态
策划人： 舒炜
五味杂陈，在廉政风暴下少部分不适应地官员心态颇为复杂。
顾虑、害怕、不作为……不管是哪种心态，总体来看这些不适应的官员正趋于保守，看问题的视角短期化、利益化，行为也更加机关化。
这些官员尽管只是少部分，但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只有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行为逻辑和机制体制问题，才能有力回应反腐相关谬论。
有些心虚官员，在反腐大势下，有向组织坦白贪腐的，有向老婆坦白生活作风问题的，而与行政机关等接触较多的人，则明显感受过去一些容易吃拿卡要的部门，变得收敛，过去的一些潜规则行不通了。
五味杂陈的官员心态
文_本刊记者 王巧捧
“周永康落马了，这下可以公开评论了。”
7月31日，接受廉政瞭望记者采访时，一名县委书记感慨，此前社会上已经对周滨父亲、“你懂的”传得沸沸扬扬，身边的干部们都在猜测，到底会不会“刑上大夫”，中央说的“反腐没死角、没禁区、没特区”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下还是很有震慑力”。
退休近十年的老干部邓右顺观察，这两年来不断加码的反腐力度下，“干部们还是有点虚”。
当前反腐形势下，官员们有着怎样的心态？廉政瞭望记者通过在党政干部中的采访，进行了近距离观察。
贪官更紧张了
高压之下，有贪腐官员的“狐狸尾巴”意外露馅。
一省级部门纪检组组长陈协时给记者介绍，2014年4月，该纪检组收到群众反映，称下级单位一名局长请客超标。陈协时让监察室主任给这名局长打 电话，请他过来谈话。不料，两次都被这名局长找借口拖延，于是陈协时亲自给他打过去，口气不再客气：“……请你20分钟之内，赶到我的办公室，我代表组织 要约谈你。”
不到20分钟，该局长气喘吁吁地赶到陈协时办公室。
本来只是想单独跟该局长谈个话而已，但陈协时怕不能引起他重视，于是安排了两名工作人员陪同，营造出严阵以待的局面。结果，不到10分钟，该局长竟吐露自己收受红包礼金5万元的问题。
最终查处该局长受贿60多万元，打破了该部门多年没有查办案件的历史。
反腐高压之下，社会舆论监督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尽管有时候有些失序，其曝光的一些腐败问题，切实地烧向问题官员，不仅烧向其官位，还烧向其后院。
2013年，网上曝光了两张不雅照，照片中男子是西部某县一名中层干部蔡时，经过调查，蔡时被降职为普通干部，调到另一个部门工作。
县城不大，认识蔡时的干部中有人好奇，如今他们夫妇关系还怎么相处。在跟蔡时的新同事了解时，听说其夫妻关系反而裂镜重修，有时还会看到二人手牵手在河边散步。
据调查组成员透露，网上曝出照片之前，蔡时已经知道要出事。彼时这段婚外情已持续了3年多，婚外情的女主角因受到亲戚鼓动，向蔡时索要青春损失补偿费，蔡时拿不出，女主角多次威胁曝光不雅照。无奈之下，蔡时跟妻子作了坦白。
心虚露馅者，在反腐大势下，有向组织坦白贪腐的，有向老婆坦白生活作风问题的，而与行政机关等接触较多的人，则明显感觉过去一些容易吃拿卡要的部门，变得收敛，过去的一些潜规则行不通了。
同时，一些唱衰反腐败的言论，在部分有实权的官员中有了一定市场。“打击面太宽、打击干部积极性、影响经济发展”等等，关于反腐败负面影响的言论大行其道。
围观者不平静了
采访中，大多数干部表示，以前感觉反腐败离自己很远，现在切实感受到反腐风疾。
一市纪委宣教室主任于云非透露，以前有处级干部被查处，当地干部们包括纪委同事都要议论很久，现在反腐力度大，查处贪官的频率较高，“有时我们接到案管室转来的信息，都才知道又有谁被查处了。”
更切实的感受在于，普通公务员[微博]受到各种制度规范的影响，收入减少。于云非向记者介绍，“规范各种奖金福利以后，自己一个月工资不到3000元，每个月要还房贷2000元，家里生活得精打细算。”
过去，社会上有一种“反腐就像扔砖头，砸到谁谁倒霉”的质疑，目前，这类质疑有所减少，但仍然存在。
一名要求匿名的干部私下向记者表示，他所在单位的领导，其赋闲在家的夫人这一年来低调多了，但一年前她却开着宝马，挎着名牌包。难道这里面没有问题？但是领导还不是继续在台上宣讲党风廉政？
“反腐就像扔砖头”的想法还存在于问题官员中。于云飞介绍，在查处一起住建局干部受贿案时，行贿的承建商又供出了一名校长，最终该校长被查出受 贿60万元。该校长认为这种偶然牵出自己的情况，只能自认倒霉。调查组成员跟他谈话，“你不要认为自己倒霉，现在只要是腐败案件，都会一查到底。”
对领导干部震动最大的，是身边官员的落马。于云飞介绍，落马贪官在其熟人圈里往往引起巨大反响。“包括自己，发现被查处的官员是认识的，都会感慨好一阵。”再者，“大家感觉本省被查处的高官引起震动最大，像李春城、李崇禧，其影响至少延续数年。”
在党政干部中，也有一种不平衡心态，认为党政干部受到的社会监督更严，而一些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同属于公职人员行列，有些违规行为影响也不 小，却没有受到足够的监督和查处。前述粮食局一名干部透露，儿子今年读小学二年级，妻子已经连续两年给儿子的主要任课老师每人送上1000元。他认为， “一定要有部门管一管。”
当前反腐败一查到底的要求下，各地查处的窝案较多，往往一次性空出多个职位，这成为干部眼中的焦点。
近日，一县粮食局一正一副两名局长被查出贪腐问题，跟二人贴近的中层干部，没有了以前的激情，一名业务突出但过去不善在领导面前表现的中层干部，被认为接任副局长职位机会较大。但最后令该局干部们失望的是，正副局长最终都是从外单位调来，几名中层干部也进行了轮岗。
即使交叉调任和轮岗并不是首次，但该局干部中还是有一种情绪，认为出了腐败官员，本局的干部不再被信任。
这名中层干部表示，反正现在提拔上去“也不是捞好处的，反而责任更大更辛苦”。这一方面可能出于自我安慰，但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变化，即官本位思想在松动，干部对职位的追求不再那么疯狂，跑官的“欲望”有所降温。
一名干部在提拔过程中，面临去交通局还是民政局的选项时，表示比较淡然，对过去普遍认为比较诱人的交通局，他表示并不想去，“诱惑多风险大。”
有的领导更“头疼”了
前述粮食局腐败案件中，有人更想不通。那就是分管粮食局的副县长，因为粮食局的腐败问题，他受到了市纪委的诫勉谈话。
据市纪委干部介绍，实行“一案双查”以来，副县长是该市第一个因此被问责的领导，思想上很”想不通”，谈话时颇花费了些功夫。
“一案双查”对落实“两个责任”起到明显的倒逼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各地方、部门一把手，对本地、本单位的党风廉政问题更加紧张。
一名派驻水利局的纪检组长向记者介绍，以前他一个季度主动向局长汇报一次本局的党风廉政工作，自从强调“两个责任”以来，局长差不多一个月找他了解一次情况，平时还会经常嘱咐，有什么党风廉政方面的苗头问题，及时汇报。
一方面出于对“两个责任”“一案双查”的忌惮，一方面出于惯常的好人心态、或者团体意识，官员总是不希望自己治下的地方或部门被查出腐败问题，但大势不可挡。
关系切身利益的制度建设，是官员热议的话题，但立场不同观点各异。
6月份，陕西省开展一项试验，新提拔领导干部必须对个人重大事项和家庭财产申报备案。记者私下与官员讨论时发现，任职年限短和较长的官员，有着 不同的心态。新担任领导的年轻干部多表示可以接受。而也有个别“资深”官员表示，“以前的官员怎么就不用申报？这有些不公平。”
10月份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议题，如何依法行政。以前打法律擦边球的办法，在有些领域已经引发不适应。西南某县县委书记廖强多次向记者提及，为建工业园区，多次向上级跑土地审批，却毫无进展。
对此，老干部邓右顺认为，“办事新规矩是一个重新磨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干部有怨言是正常的，但也只能是阶段性的。”
正直干部更有信心了
邓右顺向记者表示，现在的舆论导向有些问题，好像所有的干部都是腐败的，都是坏的。但他同时也表示，有压力是好事，让干部不敢轻易以权谋私。
但在职者对压力的感受，却是切身而沉重。在大量腐败官员现形的情况下，干部群体“被污名化”现象比较严重。“不管你做什么，都没人相信你，不相信你没有私心。现在社会上不是有种说法吗：把九成的官员抓起来都不冤枉。非常打击干部的积极性。”廖强介绍。
廖强更别扭的是，干部中、社会舆论上，有一种唱歪经的现象。“会上讲的不听，会下传的深信不移；凡是正面的都不信，负面的越传越凶。”
廖强因为颈椎腰椎疾病，有几次出差时坐了头等舱。然后就听到了一些议论。“我能在会上说我是自己补了差价的吗？越抹越黑。”最后廖强选择“止诽谤莫过不言”，“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
采访中，官员表示最反感的是来自狂热网络舆论的“歪经”。
“现在网上想弄一个就弄一个(干部)，但有些并没有依据，甚至有的是出于不正当目的，捕风捉影，捏造诽谤。对于舆论监督我们应该欢迎，但是一定要有依据。”尽管离开官场已久，但邓右顺对网络舆论的一些跑偏，还是表达了不赞同。
网民偏向从正面报道中解读负能量信息，这导致官员们害怕舆论关注，刻意低调，拒绝宣传报道，减少信息暴露。
“现在网民苛刻得很。你看前一阵，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用旧日历纸写讲话稿的事，弄巧成拙。一个不小心把自己绕进去，不划算。”于云飞这样分析官员们的“低调”心理。
对于反腐败越凶，官员越受到“污名化”“歪经”困扰的现象，邓右顺认为这只是一个过程。他打了个比喻，“就像扫地，总会扬起灰尘，惹人捂鼻嫌弃。扫完以后，窗明几净，大家就看得到效果了，评价就不一样了。”
一些受过去不良风气困扰的官员，也看到了建立公平秩序的希望。
几年前，在选拔一名局长的过程中，有名老领导给廖强打过电话，委婉地过问了一名候选人的情况。其实在前一天的常委会上，领导班子已经达成一致意 见，认可了这名候选人，老领导过问后，廖强正好作个顺水人情。但廖强也表示，这种事万一传出去，会引起干部误会，认为想要晋升还是得靠走关系。所以，他认 为反腐败对于树立良好秩序，同时为清廉干部正名，具有重要意义。(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系化名)
在当前反腐败高压态势下，部分官员心态各异，为官不为是其中较为突出的状态。有官员称，物质激励措施取消后，“大锅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种趋势下，攀比心态导致“为官不为”，进而导致整个单位效率在下降，调动工作困难。
为官者的“不为”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何必这么累嘛！”下午5点多，吴昌禄忙着丈量土地时，第三次听到下属抱怨，不禁发了一顿火。
吴昌禄是西南某县征地拆迁工作组组长，他有发火的理由——这是县里的重点工程征地，7月，主要领导已经几次批评征地进度，“如果再拖下去，完不成任务，领导肯定认定我是‘不作为’”。
以往该县征地拆迁，工作到晚上10多点是常有的事情，“如今不能指望有那么强的干劲了”。
“以前大家都知道征地拆迁是‘天下第一难’，县里面对这块也比较重视，不仅拿钱给奖励，还专门划了一块经费可以发一点加班补贴。如今，这些都没 有了，而且以往的一些方法、手段也不能用了，谁都不愿意冒着风险去干事。”吴昌禄不敢逼得下属太急，监督着再干了近1个小时，无奈地宣布“下班”。
胡伟是一名县处级官员，他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如果一个官员的行为是基于自身考虑做出的，而不是基于岗位职责做出的，那么这个行为即便看似中规中矩，没有错误，也应属于“为官不为”。比照这个“定义”，吴昌禄下属是典型的“为官不为”。
十八大以来，“零容忍”的反腐形势以及“八项规定”、“四风”建设的作风建设，让个别官员从最初感受到强烈的“为官不易”，到现在“为官不为”。
“这种现象与情绪正在蔓延，不同的层级、群体，表现不同。”上述官员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