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微博]考试来源于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这个观点，自法国伏尔泰等人首先论述以来，似乎已成公论。但古代的科举考试也不等同于现代的公务员考试。

　　有才未必能当公务员

　　唐代德宗真元八年(公元792年)，已经知名文坛的欧阳詹、韩愈、李观等人，同时科举等第，时称“龙虎榜”。但欧阳詹后来的自述是：“五试于礼部，方售乡贡进士；四试于吏部，始授四门助教。”(《上郑相公书》)相映成趣。韩愈也曾感叹：“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上宰相书》)。因知考中进士并不等于考取了“公务员”。

　　再做一个并非恰当的比喻：礼部主办科举考试并给中选着发榜，就像现代经教育部授权举办高等学历考试并给“中试者”颁发证书，只是认可了该人具有报考公务员的一种资格。但其人是否能够当官任职，权利并不在教育部而在人事部，也就是给欧阳詹、韩愈等设置“四试“”三选“门槛的吏部。绕开特殊情况不论，历史上，凡这一类人事管理部门举办的定期及破例安排的考试，庶几可谓古代的”公务员考试“

　　不及格的制度————粗麻短衣

　　两晋南北朝时期，光从制度上看，选官考试法皆得继承，特别是号称选官大宗的考秀和文吏，获取资格者必须经过考试程序。如《晋品官令》规定，“举秀才，必五策皆。。。。。。一策不通不得选“。魏晋之际的魏舒，年逾不惑时还是个”迟钝质朴“的落魄分子，但是看风水着说他是”贵人“，某权贵也断言他“终当为台辅”。某年，郡政府举他为孝廉。族人都知道他“无学业”，过不了考试关，皆“劝令不就”，还可博取清高的名声。魏舒说：“若试而不中，其负在我，安可虚窃不就之高名以为己荣呼？”于是发奋学习，“百日习一经，因对策升第，除渑池长”(《晋书》卷四一)。这样看，虽然取得州郡保举，但是在考试中被刷下来的孝秀应该大有人在。

　　南朝宋的制度，“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通典》卷十四)。南朝梁于秀才、孝廉之外，又置清吏，明经为常选之科，也要考试。《梁书》说：“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褐就是粗麻制成的短衣。一个人被官府举荐为后备官员，穿上标志身份的麻衣，当然是挺荣耀的事。但考场失利，不得脱换，甚至历经多年不得解褐“，那是什么滋味？难怪魏舒的宗亲都担心他羊肉没吃着图惹一身骚。

　　写烂字喝墨水

　　和自诩风教正统的两晋南朝相反，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组建而成的北朝统治集团，对于用考试甄录后备官员的办法倒是相当重视。北魏皇帝经常亲自主持“策问秀孝”。《魏书》卷八五记，孝明帝初期某年，政府甄试已征辟资格报考官员着，“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得高第者仅24人，由这个比例或可见得执行认真。

　　北齐的“公务员考试”实行按报考身份分卷答题，考官也有分工，“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有时皇帝还会亲临监考，处罚的办法也特别古怪：字有脱误者，点名起立，站在坐席后，颇似后世学堂里的“立壁角”；书法滥劣者，请“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大概就是不拘章法的新概念作文，或以抒情散文风格包装论说文体吧)，抽掉坐席，解脱作为装饰品的容刀，叫你直接坐在地板上思过(《文献通考》卷二八)。

　　出身不一样，试卷也有区别

　　试判即公文写作，是铨试的关键，采用问卷答题形式。笔者读史体会，因为考生的“出身”不同，试卷也有区别。比如凡皇亲国戚、高爵高官均可荫其子孙，但是不是每个具有门荫资格者都可以直接报考吏部主办的武职铨试，三品以下的京朝官，只能荫蔽一人，没能在家庭内部协调中占到名额的其他子弟，可以通过先去贵族学校读书，或去有关部门服役宿卫、挽郎一类的差事，经考核取得优良鉴定后得到报考“公务员”的资格。所谓挽郎，就是给已故皇帝皇后或亲王等抬棺材唱挽歌的。

　　《朝野载》载有一道武周时挽郎参加礼部考试的判题，问：“山陵事毕，各还所司，供葬羽仪，若为处分？”白话讲就是已故皇上入葬后，送葬的群臣各回原来单位，用作丧事的仪仗应该放在哪儿？显然这是一道直接对应挽郎业务的题目，极易回答，只要考生会用判体包装就行了。可是有个叫裴最的挽郎的答卷是：“大行皇帝，奉敕升遐，凡是羽仪，皆科官造，极宜贮纳，以待后需。”白话讲啊就是已故皇帝奉敕升仙了，由有关部门制造的羽仪应该收藏好，准备下一会使用，这简直是对当今“万岁”的诅咒嘛，结果自然是不及格。倘使是科举出身者，绝无碰上这等容易题目的幸遇，否则也无欧阳詹、韩愈辈屡试屡败的故事了。这也看出在崇尚官本位的中国，即使是讲究公平竞争的考试，撇开徇私舞弊不论，也还是官员子弟的机会比一般人要多。此外，像天文、阴阳、医药、卜筮、音乐、译语这类“伎术”出身的考生报考技术事务官，出题自然在更加专业化的知识范围内。

　　至于科举、吏道出身者，所处判题“始取州县府寺疑狱，课其断决，而观其能否”(《大唐新语》卷十)，就是从州县司法案件或中央机关办理公务时的疑难事件中选取实例，来考察你的吏治才干。

　　唐代制度，凡铨试都由主持吏部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即侍郎任主考官，试卷题目也由他拟定。为防止吏部借包办“公务员考试”的特权而营私舞弊，朝廷照例要每年从其他部门选派一批有学识者为同考官，参加批阅试卷和评定等。即《旧唐书》卷一一三上说“选人既多，每年兼命他官有识者同考定书判，务求其实”。一度还实行过吏部出题主办，各部派员同考后，再由政事堂选派覆考判官复审阅卷评第。凡此，皆能说明唐代对考试甄录公正性的重视。

　　你肯花多少钱作弊

　　宋代的铨试舞弊和唐五代相比，又有特色可叙。报考阶段的常见现象，是钻取条例上的种种空隙获得资格。到了考试阶段，愈见花样丛出，隐然间竟像是一专做“公务员考试”生意的地下市场。对此，《宋会要辑稿·选举》中，颇有连稗官笔记也未道其详的揭述：抓总的称“把头”，招徕顾客的称“兜揽”，代人下场的曰“假手”。作弊的方法大抵可分三途“一是无出身者“代名入院”，风险颇高；二是有出身者在试场内“折换真卷，移易姓名”，当然要价又不一样；三是“交结合干吏卒，计会题目，在外撰述。所谓试人，但快坐守待传入后誊写上卷”。就是事先勾结好监考吏卒，传出试题请人在外面做好答卷后，再传入试场。其出入之法，“或由水筒进，或杂于食物之内，或隐瓶盎之下，奸计万状，未易殚举”。此法涉及分肥的环节颇多，更要花大钱，但相对而言风险最小。照洪迈的讲法，“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容斋四笔》卷十三)。爱好文史的读者，大多晓得古代科举考试过程中黑幕重重，其实面孔正经的人事部选官考试之黑，更甚于礼闱。这些不登于大雅之堂的“国家机密”，又岂是为古代中国考试制度尽唱颂歌的伏尔泰辈所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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