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是收获的季节，如今却成了基层干部最难熬的时间。

　　“每年夏收到来时，都有一种心里障碍，不能提到‘火’字，听到心里就猛一哆嗦。一到这时候就感到惶恐不安，谈火色变。”中部某镇镇长刘为民(化名)说，他们知道每年这一关都躲不过去，只能硬着头皮上。

　　在大气污染防治上升为国家战略、各地纷纷祭出史上最严“禁烧令”的背景下，基层对秸秆禁烧力度之大、投入之多、人员之众，前所未有。尽管如此，很多地方仍然是屡战屡败，“年年禁烧年年烧”。在一片责难和问责声中，基层干部面临的压力与无奈、失败与挫折感，却鲜为人们关注。

　　“禁烧工作就是个矛盾的集合载体，禁烧人员要面对群众的不理解、不支持和上级的各种压力，工作强度大、责任重，不经历过的人不知其中的滋味。”刘为民告诉《决策》。

　　严防死守

　　今年5月下旬，夏收即将开始，各地秸秆禁烧战役便提前打响。刘为民还来不及替今年的好收成高兴一下，禁烧工作就已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过去，上级对禁烧的要求是“雷声大、雨点小”，县领导甚至在布置工作时特别强调，严禁监控卫星在头顶时放火，要求农民在下午6点以后卫星离开后统一烧。但从去年开始，刘为民感觉禁烧是动真格的了。

　　在一个月的禁烧期里，乡镇其他工作全部暂停，只留一个人值班，其余人员全部分派到各包村包点岗位上严防死守，县直单位也抽调了30多名工作人员前来支援。

　　在动员大会上，刘为民给所有禁烧队员发了四样东西：一条毛巾，一瓶花露水，一包茶叶和一个超大号水杯。一些新来的年轻人困惑不解，但第二天他们便明白这套配置的重要作用了。

　　从早上7点一直到晚上10点，这15个小时禁烧队员必须死守在岗位上，而这个岗位就是田间地头，越热越干燥越要坚守。“中午地表温度至少45度，坐在田头放眼看去，热浪在麦田之上滚滚升腾。一天下来，超大号的水瓶至少要喝3瓶。”刘为民说。

　　烧秸杆和天气关系很大，如果连续高温天晴，地里的麦秸极为易燃，路上行人扔个烟头就可能起火。而且，一旦烧起来，火借风势，迅速蔓延，很难控制。

　　今年，刘为民就碰到这样的情况，麦收后两个多星期无雨，这让他很紧张。根据要求，他在田间设立几百亩为一个点，固定人员24小时不离岗，同时加大宣传力度，一个村一台流动宣传车，每个禁烧队员都配备高音喇叭。

　　一天晚上，刘为民巡查完正准备回去，突然接到电话说，有人在田间烧火。刘为民带着灭火队迅速出动，摩托车开道、电瓶车跟进，宣传车高音喇叭断后，几分钟便赶到现场。原来是邻村老人去逝，亲属烧铺草，白天没敢烧。“虚惊一场。”刘为民自嘲说。

　　尽管如此严防死守，还是烧了几把火，其中有一处火场耐人寻味。调查发现，放火人先将纵火点周围浇上柴油，然后点根香，香快燃完时才会起火。“这种故意纵火，显示出一种对立情绪。”更让刘为民感到难过的是，干部拼命救火，一些村民却站在远处看热闹，俨然一副事不关己的架势。

　　村民的不理解、不支持给禁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田里不让烧就扔河里，白天不烧晚上烧，前半夜不烧后半夜烧，这边好不容易把火扑灭那边又点火了。还有村干部因为参与禁烧，自己家的地被别人偷偷点燃了，村干部一气之下辞了职。

　　“干部灭火，群众冷眼旁观，这就是禁烧现状，而上级发现火点就处理干部，乡村干部成为受气筒，两边不讨好。”

　　禁烧的另一个难点是边界地带。刘为民所在的乡镇是两省交界处，和他们土地连片的邻县经常肆无忌惮地烧，“给我们造成很大压力。”

　　刘为民天天拿着灭火工具沿边界线巡查。一次，由于风大，眼看那边火势就要蔓延过来，刘为民急忙带队跑去用铁锨洒土灭火。此时，风来回刮，看不清火势，他们被烟熏得睁不开眼，两眼辣得流泪，呼吸都困难。突然火朝他们卷了过来，刘为民赶紧喊大家快跑。

　　“稍慢一点可能就被火卷进去了，有生命危险，基层干部真不容易。”这样危险的经历让刘为民很感慨，而这样的场景他们在禁烧中经常会遇到。

　　“帽子”与“票子”

　　严防死守了半个月后，在天气转阴，雨水到来的前夜，禁烧令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一夜之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秸秆焚烧最怕连锁效应，没人烧大家都不烧，一旦有人烧，连锁反应马上就出来了。”面对全面失控，刘为民瞬间心理崩溃了，“火焰很热，但心很凉”。

　　“其他工作努力付出，干好了有一种成就感，辛苦是值得的。但禁烧累死也干不好，对基层干部来说，内心有一种失败感和挫折感。”刘为民说。

　　但没人会顾及刘为民的感受，也没有人会来调查禁烧失败的原因，等待他的只有上级严厉的问责与处罚。

　　最严厉的处罚莫过于“摘帽子”。在“一票否决”的政策下，禁烧工作都是由各级政府一把手亲自抓。谁控制不住，一把手的位置就会保不住。

　　因为禁烧失败，从主管部门到镇、村相关负责人全部受到问责处理。在基层能做到乡镇长，往往要经过10年甚至20多年的努力，现在因为“一把火”就被停职甚至撤职，实在有些“冤”。

　　禁烧开始之前，刘为民曾跟镇党委书记开玩笑说，“现在风大，帽子捂紧点”。没想到，一语成谶。

　　“基层干部往往就是某项工作完成不好，帽子说没就没了。对一个国家来说，根本微不足道，但对一个家庭来说，山塌了。”在刘为民看来，很多问题不是基层干部不作为，而是这个层面确实很难解决。

　　跟刘为民一样，因为禁烧受到问责的不在少数。在河南、河北、江苏等很多省份，每年都有几百个基层干部因此而丢“帽子”。

　　“权力无限往上收，责任无限往下放。信访维稳、计划生育、安全环保等等，都是‘一票否决’。有时候真不理解，一个乡镇干部该有多么的十项全能，才能去做好这么多的工作，承担这么多的责任。”一些基层干部忍不住“吐槽”。

　　为了保住“帽子”，基层干部往往不计成本、不计代价。最常见的手段是风险保证金制度，从村干部到乡镇干部，所有参与禁烧的人员都要缴纳1000元到3000元，甚至是5000元的保证金。辖区内出现着火点，扣除相关责任人的保证金；未出现火点，则退还保证金并给予等额的奖励。

　　为了调动干部积极性，一些地方在重罚的同时，奖励和禁烧补贴甚至达到2万元。“发票子”似乎成了激励基层干部唯一的手段。

　　“禁烧工作说白了就是钱的事。”除了奖励，一个乡镇几百名禁烧人员一天的工作经费就要几万元，还有对农户每亩15-30元不等的禁烧补贴，购买农机、灭火器材费用等，据刘为民估算，一个乡镇禁烧每年就要几百万元，全县总投入近亿元。对于很多地方来说，这成了一项沉重的包袱。

　　“这几年，乡镇因为禁烧增加了不少债务，给原本基础薄弱的镇财政带来很大负担，这样的模式肯定不可持续。”刘为民心里也明白，尽管投入了巨大的财力、人力，但收效甚微，“光靠钱解决不了问题”。

　　困惑与迷茫

　　每年夏季禁烧正好赶上高考[微博]，今年刘为民的儿子也要参加高考，但他根本顾不了，一个月的禁烧期里连跟孩子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在他家人看来，这是不可理解的，刘为民自己也感觉很愧疚。

　　参与禁烧工作多年，刘为民也曾尝试各种办法，希望能找到秸秆禁烧的根本之策，但都以失败告终。

　　一开始，他们曾推广打捆离田的办法，号召农民把秸秆堆在马路上，政府派打捆机打包。但由于秸秆太多，根本打包不完，最后打包的人不耐烦了，自己点火把剩余部分烧掉了。而且，离田之后秸秆去哪儿，也是无解的问题。

　　后来有专家推荐“旋耕深埋”，但秸秆被埋到土里后，腐烂的过程会消耗大量的氮和水分，影响下一季作物产量。现在，各地普遍采取的是粉碎还田，同样会导致播种难、病虫害易发等弊端。

　　而对于秸秆发电，制沼、基料、作饲料等综合利用措施，看起来很美，但由于成本太高，在刘为民看来，大都是应景的样板，“中看不中用”。

　　为了防止农民烧秸秆，政府规定收割高度不得超过15厘米，甚至10厘米，麦茬短了就不好烧，但收割的难度和成本都会大大增加，无论农民还是收割机手都不愿意。于是，基层干部就跟在每辆收割机后进行监督。

　　“病急乱投医。很多禁烧措施都被事实证明不可行，反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秸秆是个宝，焚烧可惜了。”每次在广播里听到这句宣传语，刘为民就来火，“这个宝给你要吗？”

　　在找不到治本之策的情况下，很多地方禁烧都采取强制性手段。于是，田间地头到处可见，“谁烧罚谁，烧谁罚谁”，“乱烧秸秆，停发粮补、取消低保”等雷人横幅标语。

　　“感觉又回到20多年前，抓计划生育时期那种氛围。”刘为民说，罚款拘留作为最严厉的处罚手段，执行起来并不容易，“如果太强硬，容易引发百姓的对立情绪，激化干群矛盾。我们也害怕矛盾过激”。

　　去年，一五保老人在门前种了一点油菜，自己收割后就在门口把一小堆油菜壳烧了，被巡查组发现要罚2000元，但五保老人没钱交不了罚款。无奈之下，村主任只好找到老人的三个侄子，每人分摊500元，村主任自己掏500元。

　　“留在农村种田的多数是妇女和老人，他们烧秸秆，就是干部去制止，也不能怎么样，更别说处罚了。对禁烧这样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基层干部的压力与无奈又有多少人理解？”刘为民告诉《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