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田丽丽黑白分明的性格，即便遇到领导打了招呼的案子，她肯定还是秉公办理。她说：“我遇到的也就几次，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意思是尽可能支持‘他们’，我能做的就是对领导请托的人态度好点，多给他们一些建议。”
2014年，田丽丽终于辞了职，她决定回北京做律师。在提出辞职之后，她和第一个师傅长谈了一番，聊到现状和遇到的事情，两人都很失望。在那次IT公司员工闹访的案子之后，师傅调离了审判岗位，从事法院行政工作。
在北京，我和田丽丽又恢复了学生时期的热络来往。她常常会提及自己那几年的法官生涯，但没有一刻后悔离职。
六
自从2007年毕业以来，我那些做法官的朋友们如今大多已辞职。理由大多相似：没钱、忙、没有上升空间、没有职业尊严。
陈传辞职后，发了疯似的想赚钱，他需要养家，孩子要上学，老婆要买新衣服。在法院工作的那五年，他去超市只挑带黄色标签的特价品，从来没有离开 北京旅行，不是没时间，是真的没钱。他老骂自己的老婆，不工作还这么败家，其实她只是偶尔去服装批发市场买几件衣服。他告诉我，他每月工资4200元，每 3个月发1500块钱奖金，年底有1万元奖金。光是法院给他租的房子，每月就要3000多元房租。他展望了一下未来，即便熬到庭长，每个月也就7000多 元工资，哪怕院长也就1万多元。
宋峰是在2014年从北京海淀区法院辞职的，他选择去大公司做法务。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很多，他开玩笑说，刚进法院时，庭长语重心长说，你们 好好干，我们这里成长得非常快。五年后，一照镜子，果然成长得快。外面世界的诱惑很大，工作满五年的法官找个年收入二三十万的工作并不难。
宋峰也试图寻找过法院内部的上升空间，“但中国的现实是，判决书好坏换不来法官的声誉，更别提经济利益。”法院内唯一的上升通道，就是官职的变 化，几乎所有还有职业追求的人，都在竞争副庭长，一个庭配备两到三个副庭长，海淀法院不超过15个庭。但即便竞争上了副庭长，从副庭长到庭长这段 路，95%的人走一辈子到达不了。
这些离职的法官们，有人成为公司法务，也有去做律师。法官圈里把法院称为“北京律师培训学校”。尽管法官转行做律师，有一定的从业限制，但并没有让这些辞职者畏难。
“即使后来做了律师，在法庭上被法官呼来喝去，会想起自己曾经也在这么一个审判岗位，和台上坐着的人曾经一起战斗过，但理性想想，也不会后悔。”宋峰说。法官圈里，还流传着一句话：“辞职了的法官没有一个是后悔的。”
但在这股辞职风潮中，我的法官朋友李君则选择了另一种需要秘密进行的解决方案：他开始学佛并皈依。最初的原因是工作压力和感情不顺，后来他告诉我，他发觉佛法比法律高级多了。
“佛法要求破我执，原来很多东西我放不下，现在就可以放下了，原来我会觉得我要努力去做，每年拿优秀，往上走，当专家型法官。现在我不会把这些东西看得太重，”李君说，“我说不清楚这是学佛的原因，还是我权衡利弊之后作出的选择。”
我想起他最初做法官之时，总是半开玩笑展露自己的野心，“我要做个公正无私的好法官”，“我想当院长”。他那时总在寻找正当向上的路径，遴选高院或者最高院，竞聘岗位，但最后都发现此路不通。
在法院，常常有各种关系户来打招呼，方式千奇百怪，有领导私聊，也有领导在卷宗里夹纸条要求偏袒的。时间长了，连普通同事都会来打招呼。李君起初置之不理，然后开始困惑。在同学聚会上，他严肃地问我们：这该怎么办？大家开玩笑让他守住底线。
但法官们也说，许多案子都是可左可右的，法院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守住底线。法院的老前辈会告诫新法官，碰到这种困惑，“帮人不害人”。李君为了守住底线，似乎已经断送了领导的信任。
2016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行法院司法改革的员额制，要求法官员额不高于法院工作人员的39%。每个地区根据不同情况调配具体比例。在上海的试点是，法 官人数不超过法院人数的33%。这个规定出台后，许多法官将被降级为法官助理，没有审理案子的资格。李君也开始担心，他将失去法官这个岗位。
王箫听说在基层法院内部，只有2013年之前成为法官的人，才有资格去参加这个考试。“我都有点灰心，考了估计也是炮灰。”她说。
在北京，离职的法官们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取名“守望的距离”，已经快有500人。这些前法官们在群里面每天进行业务探讨，有群员把大家每天的聊 天记录整理出来，分成各个章节，分别是：股份回购，户口迁移，合同诈骗，案件的民事保全问题等等。这些从不后悔离开法院的法官们，似乎只是换了一个身份， 继续守望着法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提到的法官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