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王泰森曾表示过，此生唯一的错事就是学会了“打架”。泰森是专业“打架”的，或许觉得累了。可是，我们这些业余“打架”的，还真得好好学学。有人说，美国人打架，先推对方两步；中国人打架，自己先退两步。“打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无论是先发制人，还是以退为进，要打，就得打出水平，打出美感，这可是一门儿艺术。

　　君子的本色是，要打人，三年不晚。挨打时，要屹立不动，即使身体动摇，意志也不能动摇。

　　小时候打架，父母总说：“爱打架的不是好孩子，有事报告老师，老师会做出公平裁决。”孩子们信任老师，就像父母们信任法官一样。然而，美国的孩子，他们的长辈则告诉他们：“挨打了？Fightback(打回去)！”遇到孩子打架，美国人会站在一旁袖手旁观；法国人会立即把揪在一起的孩子分开，教他们用嘴吵就好，不要动手；而中国人看到孩子打架，多半会劝告：“不要打，也不要吵，有话好好说。以和为贵，别伤了和气，双方都忍一忍，退一步”。和一位研究心理学的朋友谈起这两种观念，他说：“‘不打架’，是中国文化强调‘和谐’避免冲突，牺牲一己一时的利害，求得整个社会的稳定。人性善为其理念。‘Fightback’，是基于保护个人利益的观念，人人争得自己权益，社会自然平等公道。基于人性恶的观念。”这是东西方人完全不同的两种理念，就像对“离婚”的看法，“离”与“不离”，东西方人的理由都是“为了孩子”。东方人的“不离”，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西方人的，“离”，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没有父母纷争打闹的环境。至于这两种做法的优劣得失，却是众说纷纭，即使是婚姻学家，也莫衷一是，这里按下不表，咱们回到“打架”。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孩子打架，父母老师应是旁观者而非仲裁者。孩子在揪打的过程中，不仅能渐渐地适应团体活动，而且还能感觉到被打的疼痛，以及发现如何才能增进朋友间的感情，所谓不打不相识嘛。打架可以提供孩子很多学习的机会。被欺负的孩子，会想方设法求取致胜之道。以前小的时候，或家里有长兄，或玩伴中有“孩子王”在你受欺负的时候会替你出头，而在美国的ABC多半得靠自己打码头。有心理学家说：“打架能增长个体挨打的直接经验，理解拳头和口头表达的不同效果，使受教育者在打与被打的反复操练中，获得暴力和侮辱的有机联结。”

　　大儿子三岁刚上Daycare(日托)时，因为英文表达不太灵光，有时会和其他的孩子因玩具事件起冲突，开打。有一天去接孩子，老师说：“今天几个小孩打成一团，我让你的孩子坐timeoutchair了。”我说：“好，打架的孩子都应该坐坐timeoutchair，以后就长记性，不打架了。”老师又说：“不，我只让你的儿子坐timeoutchair，别人没有。”我又问：“是他不讲理，先打人了？”老师说：“不是，是其他的孩子不讲理，先打了你儿子。”这都是什么话？我一听，阶级斗争那根弦，“噌”地一声就绷紧了。好嘛，明目张胆地欺负人不是？噢，这有理的被处罚，没理的逍遥法外？后来，经老师一解释我才明白，敢情洋人不罚打架的，只罚不守规矩的。他们的规矩是，孩子们打完架了，都得去老师那儿汇报打架的前因后果，如此这般描述一番躯体和心理感受，然后就OK了。我家儿子以为真理站在自己一边，连上帝都不用禀告，还用向老师汇报？其他的孩子都乖乖地在老师面前慷慨激昂一把，唯独他不屑一侃，所以才被罚。

　　不像中国的老师，教育学生在出现矛盾和冲突时，报告老师，凡事由老师定夺，让学生把所有解决问题的机会都抛弃了。美国的老师，遇到孩子打架则在一旁细心观察，除了有危险，一般不干涉。事后才叫孩子们到跟前，说明这次用拳头说话的得失利弊，让孩子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下次再出现同类冲突时，一定要比前一次更高明一点。所以，只要没有危险，无论是吵架或打架，不妨让孩子们打个痛快。久而久之，他们就懂得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面对任何困境，培养出独立解决各种麻烦的能力。

　　说到美国的幼儿教育，我比较佩服老美，他们的Daycare老师几乎全是大学毕业，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拿到教育学硕士、博士学位。她们连叱责的姿势也很有讲究，在美国学校，尤其是幼儿园的老师，骂孩子的方式实在是高明。她们绝不会像东方人那样，高高在上，对着小不点劈头盖脸地语重心长，甚至还冲著孩子的背影诲人不倦。她们总是自己先蹲下去，自己的眼睛与孩子的齐高，让心灵的天窗与天窗直接交流。然后，轻轻地拉着孩子的手，温柔地说话。这时，孩子的注意力便无法不被老师抓住，眼神也无法逃避。更重要的是，这样就缩短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平等，是让人接受你的建议最关键的要素。任何年龄的人都有自尊心，都有逆反心理，一旦出现抵触情绪，教育就失败了。还有，姿势和面部表情也可以传递讯息，使孩子不知不觉中产生一种亲切又严肃的情绪，不怒而威。这样一来，就事半功倍了。

　　常常听见做母亲的抱怨，他们的孩子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事实上，孩子吵架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因为，孩子还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求，假若他的欲求与别人相冲突时，就会以吵架来解决问题。常打架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自然会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法。通过吵架，孩子们迟早会发现，不用吵架就能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时吵架的现象自然就减少了。换句话说，孩子经过吵架可以培养合群性。所以，父母对孩子之间的争吵，采取何种态度十分重要。看到孩子打架，我们也只须问吵架的因果，无须责备孩子吵架的事件本身。中国的父母老师，看到孩子打架，之所以会立即以仲裁者的姿势出现，无非是怕自己的孩子被伤害，或者怕自己的孩子伤害到别人。但是，事实上，打架在儿童心理发展上，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当孩子在使用头脑找寻妥协点的同时，他们的协调性和社会性就慢慢地在孕育了。如果这个过程被父母老师在发展途中横加阻隔，必然就把这个宝贵的心理建设机会给剥夺了，也势必妨碍孩子协调性与社会性的发展，使孩子成长以后很难得到好人缘。孩提时打架，常常是赤手空拳，甚至寡不敌众。若不明白打架的技巧，一旦打法“升级”，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往往难以预料，甚至是杀人事件的发生。在调查成人凶杀案中，不乏小时候是乖乖牌的好学生，成年后性格内向，孤独，不合群。

　　话虽这么说，做起来还是比较难。为该不该打架的事，我们家也有争议。父亲曾经相当痛心疾首地说：“叫孩子打回去？她们就这样为人师表？这不就是提倡暴力吗？美国这种教育方法遗患无穷，枪械管理又不严，将会有多少无辜的人死于非命啊！你们也说说自己的观点吧。”老公说：“该出手时就出手，有理打遍天下。”老爸说：“不能得理不饶人哪。”我说：“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老爸又说：“这不是土匪作风么？你们现在是在别人的土地上讨生活，凡事得让着人家一点儿，中国是礼仪之邦，得让洋人知道我们的文明，我们的修养......。”

　　“忍”字当头，这也是大多数第一代移民的心态。处处忍让，就是有理也不敢力争。不敢和人家争工作，争待遇，争职位，争政治交椅。其实，西方社会，常常把东方人的忍让，看作软弱畏缩，缺乏自信的表现。一个受人重视的人，若不懂得谦和，终有一天，他那些受人重视的条件将受唾弃。可是，一个人如果不奋发向上，受人重视，那么他的谦和与否都毫无意义了。有些第一代移民一直无法进入美国的社会主流，并非才能的问题，而是观念和心态的问题。在这片土地上，除了印第安人是原住民，谁都是移民。所不同的是“五月花”号(第一批英国清教徒在美洲登陆时的船只名字，波士顿有遗址。)比我们早一些登陆罢了，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已经超过了两百年，这对于建国仅有两百多年美国的历史来说，不算短了。至于像父亲这批老知识分子，他们即使在自己的国土上，自己人中间也都小心翼翼，永远谦卑，他们是特定历史时期典型的文明产物。

　　去问一问孩子们，无论是新移民还是ABC，哪个刚开始上学时没受过排挤？不通过自己的力量就无法站住脚跟。码头是靠自己打出来的，孩子能靠谁？只能靠自己。别人打过来，你马上打回去。哭没有用，告状也没有用，这就是美国。即使是老美都一样，并非都和移民有关。我在德州达纳斯西南医学中心内科工作时，带教过一位三岁从台湾随父母移民来美的医科一年级学生。他告诉我：“三岁到七岁，我都和阿妈(外婆)在一起，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很规矩，很老实，却总有一帮同学追着捉弄我，打我。父母接送，报告老师，报告校长都无效，只要一逮到机会，他们就欺负我。二十多年前，休士顿的华人还不太多，他们把我当猴耍。没有办法，我背着父母偷偷学中国功夫。有一天，我终于把他们几个全打跑了，第二天，他们都回来找我交朋友了，朋友一做十多年，现在我们一有空就聚聚。下周末我得回休士顿一趟，他们中的一个要结婚了。”

　　一则幽默，黑人对白人说：“我生的时候是黑色，长大成人是黑色，太阳晒过还是黑色，患病时是黑色，死去后仍然是黑色。你呢，生的时候是粉红颜色，长大成人呈白色，惊恐时是青色，太阳晒过变为古铜色，着凉时转为黄色，死去后变为黑紫色，但你们为什么把其他人种都称为有色人种？”我们是有色人种，不需避讳什么，有色人种的肩膀上也扛着一颗脑袋，那颗脑袋里不是装着米粥。

　　我相信到过华府的人，都不会错过参观越战纪念碑(VietnamVeteransMemorial)，这个越战纪念碑，极有特色，碑上刻着六万个越战殉难者的姓名。无论什么人到跟前，都有欲泣的冲动。林璎(MayaYingLin)是这个纪念碑的设计人。她说：“我知道看到它(越战纪念碑)时，你会哭。不论你们怎样看待我的作品，只有每个人在看到这些作品时油然而生的切身感受，才是最后的评断标准。”

　　林璎也是ABC，1959年生于俄亥俄州，祖籍福州。她在耶鲁大学读大四的时年仅21岁，刚修了一门《哀思建筑》的设计课程。她以越战为题的作业，虽然教授只给了乙等的成绩。可是，当时正好越战纪念建造委员会征求作品，她便前往应征，结果作品幸运入选。当她的作品公开以后，曾引起一段不小的风波。虽然艺术界与新闻界均对她的作品赞许有加，但退伍军人协会却表示不满。他们指责这个设计是“耻辱的黑色伤痕”，并且从政治上施加压力，要求评审委员会更改原设计。委员会为慎重起见，重新仔细审阅了林璎的作品，审阅之后觉得仍然是一个佳作，就拒绝了退伍军人的要求。当时，内政部长华特还曾经出面，下令暂停工程进度，并要求在V字型建筑的中间，放一座雕像并悬挂一面美国国旗。

　　年轻有骨气的林璎，当时大学刚刚毕业，面临种种压力仍不肯妥协。她毅然要求撤回自己设计人的名字，因为，她觉得如此这般的要求和篡改，已经破坏了她的原设计精神，刻上她名字不但是个谎言，对她来说也是一种侮辱。在她的坚持下，插国旗之举取消，三位越战军人的雕像也被移往V型碑石的侧面。就是因为林璎的坚持原则和据理力争，我们才能看到华府今日的这个越战纪念碑，才能看到一位才华横溢的华裔女性令人绝倒的原创精神。

　　美国的人类文化学者班乃迪(Benedict)在他的著作《菊花与力》中认为，东方文化是“耻辱文化”，即拿别人的想法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常常可以听到父母对孩子说，“你做这种事会被别人笑死”，“这么做多难看？”，“你这样做，人家会怎么议论你？”其实，这不是正面告诉孩子他错在哪里，而是教他去在意别人的眼光，用别人的眼光作为自己取舍的标准。然后，父母的愿望，老师的意见，朋友的看法，社会的风尚，传统的价值观……，各种不同的力量纵横交错，令你眼花缭乱，六神无主。许许多多的人帮着你作决定，唯独你的自我不见了。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是相当错误的，这种做法使孩子是非善恶的概念不清楚。如果是西方人，在责备孩子时，常常是说：“做人不可以这样”，直接了当地给出是非标准。这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

　　华府越战纪念碑举世闻名，华府越战纪念碑的故事众所周知，林璎也被美国《生活》杂志评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百位美国人”与“五十位美国未来的领袖”。林璎这一战打得漂亮！这是她的成功，也是她父母的成功。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曾在自己一幅画中题词：“一竹一兰一石，有节有香有骨。”这，不就是作人的道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