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慧远

　　在中国各类文化典籍中，最为缺少的是个性与有趣。传统文人达则不必说了，成为统治阶级一分子，自然是灵性全失，满口胡言；真正困了，又是一幅悲戚怨毒嘴脸。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能够称得上个性与有趣的文字真是少而又少，而个性与有趣的文人则更是凤毛麟角，曲指可数。在这曲指可数的文人中，金圣叹可谓是其中翘楚。冉云飞先生在《痛快的美学先锋》中这样说道：“金圣叹不只是在丰富评点一法的内涵上有特出的贡献，而且他的部分思想见解实在得风气之先，堪称惊世骇俗，不愧为彼时的精神先锋。就是于今看来，也无丝毫的落后。”这正是对金圣叹的公允之论。

　　金圣叹，名采，字若采，明万历末年出生于江苏吴县，清顺治十八年被腰斩于南京，享年五十四岁。

　　诗文点评是古典文学传统中特色的文化现象之一，至明清达到颠峰，其中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明清文字狱的严酷，使一些文人有着非常的压抑感，他们既然不能自己著书立说，只好以点评古人文本来隐约传达自己内心的曲微，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以“我注六经”，而达到“六经注我”的目的。故他们的点评实际上是一种再创作，深深打上了他们自己的个性烙印与思想烙印。

　　金圣叹盛推《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和《西厢记》为天下才子必读书，并打算一一评点，因突遭大祸，只完成了其中的两部，即《水浒》与《西厢记》的评点。在我看来，金批《西厢记》称得上是最富性情的文字，圣叹的个性，才情，思想，感情暴露无遗，虽然与金批《水浒》相比，在批评上没有更大的突破，但却更能代表圣叹的个性和思想，是真正的圣叹文字。

　　金批《西厢记》，首先肯定了它的思想意义，并把它等同于儒家经典，把它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去评价，这在当时，没有一定的胆识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圣叹把人欲与淫截然分开，公然对道统社会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异议。他对男女情爱正常视之，自然处之，反应了他对于生命价值的尊重，在当时正是空谷足音，即在三百年下，亦不让今人！

　　圣叹的批评每一篇都是非常可读的小品散文，他每每引申开来，另辟蹊径，抒写了自己内心的大千世界。这些文章既与《西厢记》有关，又游离于《西厢记》之外，谈人生，谈游历，谈趣闻，充分展示了圣叹自己的人生向往与审美乐趣，显示了与《西厢记》同样的生命价值观和生活观。如他的“三十三个不亦快哉”，处处体现了他对于生命的独特把握与会心，已非常接近现代人的价值取舍，与传统文人的生活趣味大相庭径。这同时也是晚明士人共同的特征，所以仍然要把金圣叹归之于晚明叛逆文人中的一员，因为金圣叹的精神与晚明“启蒙思潮”是息息相通的。晚明留下了封建文化最后的浪漫，同时也贡献出这些闪耀着智慧个性的人物。

　　金圣叹为后世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传闻，比如他的“游戏科场，弃秀才如弊屣”，他的“临死与大儿书”等等，这些当然未必真有，傅会在他身上，代表了士人的人生理想，一种卸去枷锁，任情适性的人生向往。有一次科场会试，题目曰：“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葭苍而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圣叹竟然连书三十九个“动”字，这三十九个“动”字把他桀骜不驯的个人风范表现得淋漓尽致。

　　金圣叹晚年对于顺治皇帝的所谓“知遇之恩”写有几首小诗，这一直被认为是他“晚节不保”的见证。其实，我倒觉得这更能看到金圣叹真实的一面，封建士人的最高理想乃是“学而优则仕”，他所有的隐与显都是为仕在作准备，“我亦弃世”主要是因为“世既弃我”，一旦天子垂青马上换了一付嘴脸，也在情理之中，并不是一句“文化人格”所能解决的事情。反而更让我同情圣叹的处境，一生的心事最终付诸东流。

　　也许可以这样去划分一个文人是否有趣，首先应当看他是否有着自己完整的价值取舍和独特的生活方式，他能否漠视现实的压力，不为所动，仍然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热爱自己的生活情趣。当然，这首先就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富裕的社会环境，你很难指望在一个专制，丧失个人生活的环境中找到有趣，因为只有热爱个人生活的环境，才能产生有趣，只有天真，浪漫的民族，才能产生有趣。而一个专制的社会则是以扼杀浪漫有趣为己任，它需要的是道貌岸然，八面玲珑，这是维护它统治的不二法门。金圣叹之被腰斩于满清，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