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爱(以下简称周)：《鸟儿问答》有没有树立范本的意思？是否也表明了你对媒体某种程度的失望但是你又不明说？

　　王朔(以下简称王)：那我倒不怕得罪传媒。我还跟你说，我对传媒从来就没抱过希望，所以也无从失望。

　　周：《鸟儿问答》很像一个"我看……"，但在体例上是完全虚构的，为什么不直接写《我看媒体》。

　　王：这个东西是写得很早，是5月份写的，那时候我没打算写随笔。

　　周：你说没把媒体当回事，但是能骂的你都骂了，却一直对传媒很客气。特别在这本书里你提到了杂志，提到了编辑，你认为他们水平差。但是你知道主要报道你的是主流媒体，特别是报纸里像党报，常年在做着宣传你或者批评你作品的工作，你对他们很少可以说了无涉及。

　　王：那行，我刚才不知道我要看什么，我可以拿你这做一标题，下回看一把这个。但这里头有很多具体问题，咱先说《鸟儿问答》，是当年宣传《看上去很美》的时候一个宣传策略造成的，当年我们的宣传策略是我绷着不见媒体。我原来见媒体见得太多了，怕再以同样的方式，不好。想给人点儿新意嘛，我就绷着，除了给何东做了一次用笔回答以外，那时候就是说谁有问题我拿笔做回答，你要注意那时候的报道，我很少出来讲话。

　　问题是你想我是憋得住话的人吗？在那个时候各种滥七八糟的议论出来以后，我他妈也憋得倍儿难受，所以我自己写了那么一个，倒并没有感觉我是针对媒体的，老实说我那会儿是针对读者说的话，当然这个读者包含媒体意见在里头，所以让你看出来可能……

　　周：与其说是读者，不如说是对方，那个符号，你虚拟的女记者。

　　王：那我可能下意识地造成的。

　　周：我感觉你在这方面是有策略的，以你这样一个口无遮拦、无拘无束的人，但在对记者，你是一直放过的，我揣度你啊，不敢惹他们或者得利用他们等等，有没有这种？连何东那种人你都能忍受他27个问题呢？

　　王：那怎么啦？我跟你说，这里还有一个什么问题，跟我常来往的这帮记者都是我的朋友，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我对朋友不另眼相看。

　　周：换句话，这种朋友绝对是功利色彩的。

　　王：不见得，不是，不是功利色彩的，这你可能就不了解我。

　　周：你有那种在媒体上从来不给你做任何宣传报道的记者吗，你跟他是朋友吗？他也从来不用你，你也从来不用他，有这样的记者朋友吗？

　　王：我想我们互相利用的时候少。

　　周：但你们用一次就是一次。

　　王：只要做事，大家都是互相利用，谁不是互相利用的？你要在道德意义上讨论这个，那都……

　　譬如何东，我跟他就是朋友。何东我就只能跟他说，你呀就别夸我，你呢能骂我就骂我，我只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儿，媒体，你要这么说是一抽象的东西，但是记者，我认识的我认为他就不抽象。譬如我认为他是老实人是正经人，写文章的时候态度是正经的，他不谈论我他恐怕也要谈论别人，在这上头的利用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周：你一直批评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或是文人，你的主要火力是对他们的，在这帮人里，记者也是在前排的，比较操蛋的一帮人。但你始终放过他们，从德育教授开始，一直到你始终在谈的这个中国文人的虚伪啊，小人行径，我就发觉记者这行当你一直不去涉及。

　　王：你没发现我对作家其实也不怎么涉及吗？我同时代的作家。

　　周：你们里边有功利关系。

　　王：当然你愣说有，你在绝对意义上说功利关系，我没法儿否认这一点。我在什么时候跟媒体有这样的共生关系，在我搞影视公司的时候，跟媒体确实是共生关系，也可以说是互相利用，甚至是共谋关系，这是确实有。这种关系到后来我写小说的时候，其实对媒体的利用其实并不那么充分，不充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每次出书的时候，大家都有个互相的利用。

　　周：在这个时候，这件事不显得很重要吗？对于你们，对于他们，以致于对于我们这些看的读者，到这关键的时刻，你们三家在做，出版、你还有记者在做，你不觉得这件事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吗？

　　王：是很重要的事情。在做这种事的时候，你说它有这种互相利用啊，我因为利用关系我不能翻脸啊什么的，或者说是看着人有问题不能讲啊，老实说我看到朋友的时候，譬如性格上的缺陷，我不认为是一个宽泛的文化上的缺陷，这种联想我很少做。只是觉得这人，人不错，或者人有点差劲，最多是做这样的判断，所以他的判断标准不一样。

　　当然你要说，我还真没这么想过。譬如我跟作家的关系，也是都认识，当然我不写的时候其实我也反过来咬过作家圈儿，咬过这些作为整体的作家，作家中当然也有虚伪的成份。我认为记者，独立的记者，现在是一个新起来的东西，我看不太清楚。譬如我现在写《我看媒体》、《我看记者》，我恐怕得好好想一想，我得把我见过的记者在我脑子里都过一遍，我才能把他们大致分成堆儿、分成类，观点才能出来。

　　而且媒体跟抽象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不一样，媒体的记者是有职业性的。你不能撇开职业性讲，它有时候为职业性写，我想你们肯定都有这样的体会，为职业你要做一些事情，不见得是你的本意。你在评论这个群体的时候，这都要给择开，他们哪些是这个职业需要做的，哪些事情是因为这个职业造成了他一种性格上的变化或是心理上的变化。

　　周：过去你批评的一些党员啊干部啊，他们不也是职业的吗？

　　王：他们是老职业，谁都知道他们，很早就了解他们了。媒体原来是以一种很他妈的时尚的东西出现的，90年代以后才出现这种娱乐界的媒体，他们现在表现出很大的明显的庸俗化，但是这种庸俗你又能从大众文化的合法性那儿说，你先得确定他的合法性，他是娱乐性的，他本身就是，这种庸俗是不可避免的，哪些是职业性的需要，哪些是他这个从业人员本身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没想过，当然你要说这个，我可以去想这个，我想可以写一些，因为现在媒体越来越成主角了，原来媒体实际上在90年代中期以前，它还是处在一个客观和中立的位置上，记者本身挑起事端的事儿少，他只是报道。现在你看，相当多的事是记者挑的，无数事儿都是记者挑的，所以他现在变成参与者了。那我想他变成参与者了，就有必要被置于观察下了。好可能是以后的事儿。我想可以啊，这也是一股强大势力啊。

　　周：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本能的反应，第一就是采访你很困难；第二就是采访过你的人呢，在你面前支撑不了，说你脑子是奔腾8，他们也就是286，就肯定是摆不平你，但是都想来摆平你；第三呢，坐在你面前老感到你对眼前的这帮人高度蔑视，你虽然表现得很客气很周到，而且你在回答记者问题时你是最真诚的，但感觉你对这帮人是有看法的。从《鸟儿问答》里，就感觉你对这帮人是有话要说。

　　王：首先我不承认我有蔑视别人的态度，就算我有，我认为这只是我的弱点，我要克制。譬如说我身上当然抱有很大的偏见，种族偏见、性别偏见、地域偏见、教育程度的偏见甚至就是对职业的偏见，这都有，城乡偏见，这全有。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应该引以为自豪的，我是把它当作我的个性的一部分来保存的，我觉得这都是毛病，我要克制这个东西。所以你要说我对任何人，只要我面对面了，抽象谈那是另一回事儿，面对面的时候，我想我从来不在心里蔑视任何一个人。我觉得都是因为某种需要，大家出现在这儿了，各自有各自的立场而已，各自有各自的看法而已。我也不认为在所有问题上，我比别人看得明白，我只认为在跟我有关的问题上我更有发言权而已。

　　另外，对于记者，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我从骨子里并不惧怕记者构成的这个势力，因为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记者跟我讲，说我们要抬你就抬你，要灭你就灭你。那我还真不信这个！我觉得一个人没有被骂倒的，记者无非就是骂呗。只有自己垮，没有被骂垮的。我还是把媒体这个行当，当一个基本中立的场所，这上头是所有都在上头发表意见，包括记者无非有一点偏权而已，交起手来，就说你人多嘴杂，也不见得我就一定占下风。我倒觉得目前记者也确实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势力，甚至有些人也得意地讲，他甚至已经可以左右很多东西的成败了，那对这种势力我觉得确实有必要看一看。

　　周：因为你体会不到这个，你现在是客大欺店了。

　　王：我想我一开始跟媒体也有拉拉扯扯的关系，严格说一直都有，它是有一个互相借助的关系。那我从最善意的角度讲，媒体它能够变成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就等于像机场那么一个东西，对它本身的谈论，它在里头的作用啊，肯定或否定其实都没意义，因为它本身是中立的。这里头记者就要分门别类说了，这一类是什么样儿的，那一类是什么样儿的，它最后形成了一种什么氛围。我觉得这种工作与其让我做还不如一个记者出来做可能更有意思，人在其中可能会明白得更多。

　　周：像何东那种对别人尽示锋芒的人对你都是仰你鼻息的姿态，别人谁还可能出来灭你？

　　王：怎么没有人敢？那他妈媒体上有相当的比例是在骂着我的啊！怎么不是记者，都是记者写的呀。

　　周：我解释一下，就像韶文、何东，他们在报道你的时候，那个内容包括提的问题，就让人感觉你们在一块做，这个东西我可以理解，这个我看他和你在做的时候和我看他在和一个三流演员在做的时候一样，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无非就是你这时候有东西，他们做得更滥。我就不明白你这么一个比较免俗的人，而且你一般来讲不会就和谁，但是我一直发觉你就和着。

　　王：所以我哪儿是那么免俗啊？

　　我在美国出书的时候，那个编辑也利用关系，找那个书评啊什么，《纽约时报》书评版，《纽约客》。不是玩得真好，我跟你说啊，包括电影节评奖，这人和人本质上是非常像的，它跟咱们不一样的是什么？它有客观那一部分，你可以找几个三五好友攒一部，一个中国作家在美国出书，《纽约客》凭什么给你登啊？你要不认得他的编辑他不会给你登。就是咱俩是哥们儿。我怎么会认识他？我在美国算个屁啊？是我在美国那个编辑，他们平时是吃饭的朋友，他给你安排的，他们报选题上去，说中国也有一人儿，他们认得你是谁呀？反正登谁也是登，它也有这个。你凭本事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