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西方学术界风行一时的后殖民主义理论(Post colonialism)可以说是揭露批判安德鲁所设计的粪蛋形国家大剧院模型的有力武器。

　　什么叫作后殖民主义呢？我们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明它的大意。要明白后殖民主义，先要回顾一下什么叫作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时期中，对不发达国家或弱小国家进行各种形式的领土扩张，海外殖民，或进行奴隶买卖，掠夺殖民地的原料，向殖民地倾销商品，控制或篡夺殖民地国家的政治以及经济命脉等等。这是一般人了解的常识。而后殖民主义指的则是当今国际上的一种新型的殖民主义，即帝国主义凭借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向当今不发达国家实行经济上的资本垄断，文化上的渗透，通过各种途径将西方的生活模式、文化风俗、艺术形式、及种种价值观推广、移植到不发达国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去，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不知不觉地接受它们，从而逐步削弱以致最终泯灭非西方民族的民族意识，最后被西方文化完全同化。这就是后殖民主义的基本轮廓。其实更准确更容易理解的翻译应该是“新殖民主义”，以区别传统的殖民主义。

　　安德鲁的粪蛋形国家大剧院模型(粪蛋，英文blob,是国际上权威的建筑专业杂志《建筑学评论》形容安德鲁的模型设计的用语)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少数西方人执拗地将某种西方人拥有的审美观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后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意识。

　　当然，安德鲁本人未必是故意要和中国人捣乱，但是他难以超越他所处的民族偏见多年来熏陶给他的大脑的种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殖民意识。在某些建筑技术方面，他可能是个优秀的专家，但在更为深广、更为重要的综合性文化审美层次上，他是相当无知或者说相当肤浅的。他不知不觉地充当了新殖民主义在建筑学方面强力推行西方价值观的典型代表。当他公然宣称要以他这种“粪蛋”形设计把中国文化逼到危机的边缘时，他显得未免有些可笑，同时也表明他那种新殖民主义的情结已经是病入膏肓。他忘记了在16世纪之前，西方人是如何诚惶诚恐地到中国来偷取种种艺术和技术，他忘了西方人如何荒唐地认定妙不可言的丝绸原来是“从树上长出来的”。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打算要把当时落后的西方文化“逼到危机的边缘”，也从来没有打算要西方人都信奉儒家的、道家的或佛家的教义。(按：一个外国搞修建的人居然可以大言不惭地踞傲地说出这样的话，而这样的话居然可以登在报纸上却未受到应有的反击，中国人，莫非你已经真正地失掉自我了么？)

　　建筑的外形具有强烈的审美符号特征，它往往是民族总体审美心理的寄托与映射。它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大众的关照领域；恰如建筑的内部技术处理往往是建筑专家的领域，大众乐于把这个领域留给专家们去各显神通。但是，当前关于国家大剧院的讨论，其实针对的问题关键在于其外形，这样的问题恰好是人民最关心的、尤其是文化艺术领域人士最关心的，而他们却几乎被屏蔽在讨论的圈子之外，这不是十分奇怪吗？

　　一位非建筑领域的学者对某建筑的审美特征发表看法时，难免不会受到某些读者的之一质疑：你是建筑家吗？但这种问题有点像当你对某位厨师做的菜肴发表评论时，他劈口问你：你是厨师吗？人们不要忘记一个简单的道理：在艺术审美领域，正如饭馆里的菜肴的滋味是否优美要由人民大众来品味一样，建筑外形的美好与否也主要取决于人民大众。楼房不是只为几个建筑师造的，而是为大众造的。如果本末倒置，这样的建筑归根到底是要受到大多数人诅咒的。

　　新殖民主义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艺术审美这个领域，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传统。如果我或者说我们喜欢吃青椒肉丝，这是我们许多年来的味觉审美熏陶结果，对我们来说，它就是美好的，如果你硬要把麦当劳塞给我以之取代青椒肉丝，并且写一万卷书加以科学证明，说卖当那就是要比青椒肉丝好吃，我们是无论如何不买帐的，因为我们与其相信你的论文，不如相信自己的舌头。你可以吃你觉得好吃的，我也可以吃我觉得好吃的——这就是最起码的人权之一。你为什么要逼我到“危机的边缘呢”？

　　这些话是如此简单的真理，但是，对于一个新殖民主义者来说，也许需要一生的时间来领悟，因为没有受过殖民化压迫的人绝不会体会到文化自主性或曰民族自主性对一个受过殖民压迫的有着强烈的民族屈辱感的群体是多么宝贵！

　　2000年8月17日夜

　　今天(8月17日)又读到《南方周末》上刊登的安德鲁的辩护辞。我认为安德鲁的答辩根本就算不上答辩，因为没有任何逻辑论证。

　　例如对于人们指出他的设计方案构成了对中国建筑艺术的侮辱这一点，他的答辩是：人们的攻击是出于一种对任何新的重要建筑的必然有的猛烈攻击习惯，并且举出悉尼歌剧院、蓬皮杜文化中心、卢浮宫的金字塔型入口，等等也曾受到激烈攻击为理由。同时强调创新就要打破传统秩序。他的每一个论点都是需要论证的。例如：有什么根据证明“任何一座新的重要建筑”“都”受到了“猛烈攻击”？悉尼歌剧院、蓬皮杜文化中心、卢浮宫的金字塔型入口就是已经有定论的美好的建筑吗？

　　关于这些问题，同期《南方周末》上刊登的彭培根先生的文章从技术方面有令人信服的论证。我这里想要补充的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也作为一个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的学者，想强调指出：在艺术上，如果创新不是为了更美，而只是为了创新而创新，那么，这种创新是不可取的，甚而至于是有害的。异想天开是许多人的本能。可以把建筑设计成菱形、锥形、管道形、曲线形、六面体形、八面体形、旋涡形、或任何一种动物形、植物形、山势形、水流形、或更具体的手形、足形、头形、觜形、花朵形、蚯蚓形、蛇形、大便形、蜈蚣形.....何止千万种！要创新出所谓奇形怪状的东西，有何难哉！求新实在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难得是真正让人感到美，一种既能传承传统之美又能兼有一种新美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难啊！

　　不过关于此点我且按下不表。我这里想侧重谈的是有关安德鲁先生上面提到的几个有名的建筑，我想从文化审美趣味方面谈谈自己的印象。悉尼歌剧院我没有去看过，所以不敢妄言。但是，蓬皮杜文化中心、卢浮宫的金字塔型入口和更有名气的埃菲尔铁塔，我都曾去仔细参观过许多次。想要说的是，作为艺术品而言，他们都是非常拙劣的作品。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特色：蓬皮杜文化中心主要是怪得叫人厌恶，许许多多的管道型物凌乱不堪地把一个工厂模样的东西横七竖八地缠绕起来，从外表上看，没有人会认为那跟文化中心有什么关系。卢浮宫的金字塔型入口主要是俗得让人寒心，这么一座庄严、堂皇、宏伟、且饰满浮雕的艺术之宫前，却摆着那么一个空心的玻璃金字塔。我当初以为是工人们临时在那里搭了一个透光的棚子，以便整修什么东西，后来才弄清那是卢浮宫的入口，真叫人失望得很。埃菲尔铁塔的特色是高、高、高......此外就不足一观了。当时不少法国大作家对此铁塔恨之入骨，认为它把巴黎自成一体的雅致风格给彻底破坏了，全巴黎的天空就只有它耀武扬威地立在那里，你从哪里都看得见它。这些建筑物不缺技术含量、不缺新意，可就缺一样最关键的东西：美。它主要满足的不是大众的审美需要，而是满足获得设计这些建筑物特权的设计师的个人的追求怪诞风格的要求。它们被设计并被建成，因为大众无权去拆毁它们，于是它们的存在本身似乎就为它们的价值做出了证明，这就是典型的未庄人的阿Q罪行逻辑：阿Q必然是坏的，因为他被枪毙了；枪毙就是他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致于被枪毙呢？照此逻辑推之：这些建筑物也是美好的，不美好又何致于建造出来且留存至今呢？被设计建造出来并留存至今就是它们美好的证据。换句话说，艺术侵权就这么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地强加在人民头上，因为它主要是一种心理侵害，而不是肉体施暴，所以人们也就往往能忽略或容忍它们。而这种容忍的时间越是长久，就越容易被一些人视为仿佛是在证明它们价值的证据。

　　从另一方面看，艺术侵权是一种非常微妙的侵权形式：如果你只侵害一个人的审美特权，例如把一幅龌龊的图画赠送给某人，如果某人不喜欢，那么他会无情地清除掉那幅画，并且可以对赠送者表示不满；但是当把一种矫揉造作的或怪诞的东西赠送给一个民族时，却往往能获得意外的接受，因为一个民族无法整体表达或无处表达自己的观点，只好听之任之，让个别人去操办这件事。个别人就会把这件事委托给某些或甚至某个建筑师，结果，一个民族的审美权利就这样被掉包旁落在个别人手中，变态成了某一个人的艺术偏见！结果，花掉一个民族的亿万资产只不过是满足了某个个别的所谓艺术家的艺术趣味！而当这种艺术偏见通过媒介的宣传，潜移默化地注入大众的头脑中时，人云亦云的习惯势力就会让一些莫名其妙的所谓艺术品登上大雅之堂，甚至传之久远！

　　只要稍微懂一点西方艺术史的人便会注意到，越是古老的艺术，越是符合当时绝大多数民众的艺术趣味。越是所谓现现当代的艺术，越是在脱离人民的实际审美需要。有人喜欢以所谓曲高和寡的说法作为某些怪诞艺术品的辩护辞，其实这根本帮不了他们的忙，因为曲高和寡指的是：唱得太高妙，只有少数人才能唱到同样的水平。不是说普通人根本就欣赏不了美妙的乐曲。这就正如普通人虽然造不出国家大剧院，但并不妨碍他们有能力欣赏国家大剧院是否美观一样。

　　国家大剧院如果真正属于人民，就应该让人民发表看法。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象征之一，那么就有必要让文化界的专家们也发表看法。由于当代社会中的商业运作行为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文化业的方方面面，普通人是否还享有艺术审美特权，已经是一个大大的疑问。

　　所以，关于国家大剧院模型设计一事，其实并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资金问题、文化创造问题，而是一个民族身份及大众的普通权利直接相关的切身问题：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除了其他许多因素，关键的一点便是由于它拥有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也是由于它拥有一个民族数千年来逐步模塑而成的审美心理习惯。艺术属于人民，不是个别人的特权。

　　2000年8月17日于北京大学(辜正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