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统计局的薪资统计中，每次通报的数据都是公众的工资水平呈上涨态势。而且这几年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与注力，投入的不断加大，按说公众不会有如过往太过强烈的“上学贵”的感受。

　　然而，这项统计局的调查却显示“七成家长认为教育费用高”，而且是“难以承受”，释放出强烈的危险信号。

　　在调查中，家长们普遍反映难以承受的教育花费集中在补课费、择校费、住宿费、生活费等几个方面。

　　不难辨出，这几个方面其实都不是教育花费的主体，而是正常学费、书费支出之外的衍生花费。而就是这样的非主体花费，却让家长们不堪重负，家庭子女平均每月消费的金额占整个家庭收入的比重最多占四分之一以上。

　　这其中，固然有着住宿费和生活费这样的必须性支出，却更包含着补课费、择校费的选择性支出。

　　也就是说，在补课费、择校费方面，有一些消费是家长“主观”造成的。

　　这话说的虽然真实，但其实过于苛刻，因为在补课费、择校费形成的巨大社会教育漩涡里，任何一个家长都无法挣脱其中，都是被这个漩涡带动着前行。

　　说白了，这是教育不平等、教育资源不均等分配的真实侧映。补课费、择校费大有市场的前提，是家长们认为没有好老师教、上不到好学校，就难升上更好的大学，以致将来找不到好工作，最后在社会上挣不到钱。这其实是就家长集体性“望子成龙”，并且带有子女未来生存恐惧强迫症的结果。

　　然而社会是现实的。与“七成家长认为教育费用高”相互对应的，是去年3月24日《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过：调查显示“四成居民认为与所受到的教育质量相比，当前的教育花费是不值得的”，并且学历水平越高的群体中，持“不值得”观念者比例更高。二者之间，很容易关联在一起，联系的纽带就是当下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以及大学毕业生薪资水平的低下。

　　那么，该如何消解公众“教育费用高”以及“教育花费不值得”的双重忧虑，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细致思量的一个课题。刚刚履新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这几日公开表态，要把教育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

　　而笔者窃以为，这需要一个多方合作的作用力，一是加大政府对公共教育部分的财政支出，取消择校费等教育乱收费，最大限度降低高等教育收费；二是对就业体制、工资机制进行调整和完善，只有拓宽就业渠道、保障工资合理增长，才能疏解教育“费高”和“不值”的“功利化教育”思维；三是引导家长合理规划孩子的教育路径，不盲目跟从攀比，从“主观”上降低教育支出。如此，中国教育才能走上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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