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附中语文老师 吴祖兴

　　前  言

　　能到北大附中教书，我深感荣幸。而能参加它的50年建校大庆，我更感到幸运。好些为创建北大附中艰苦奋斗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我觉得有责任来写一点怀念文字，目的有二：一，通过这些文字来向我的已逝的或者还健在的同事表示敬意；二，通过这些文字来重温一些北大附中的已经“冷藏”了的传统。

　　无论是一个学校，甚或是一个国家，传统是生存发展的基础。尊重传统，就是尊重先人创造的成果，就是尊重先人本身。尊重传统是人性的体现。所以，即使遍地盖满了高楼大厦，即使GDP成了老大，而如果失去了自己的传统，那末，也决不会有文明的社会，决不会有人民的真正幸福的生活。

　　在此我感谢初中68届1班学生董友年为我的文集打印、校对。

　　春蚕到死丝方尽

　　——怀念沈礼芬老师

　　沈礼芬老师是北大附中建校时语文组的组长之一。她出身名门，外祖父是清朝北洋海军大臣萨镇冰。这样，她自然能继承到一笔遗产。但沈老师在大学读书时就向往革命，解放不久就加入了民进和中国共产党。上个世纪50年代初，她就把继承到的城内三十多间房产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文革”开始后，她已经捐献了的遗产仍然成了她的罪状。她以“剥削阶级房产主”、“吸血鬼”等罪名被“揪”了出来。红卫兵抄了她的家，把抄出的衣物作为剥削罪证举办“阶级教育展览”，并将她多次批斗，戴高帽子，“坐飞机”，多般凌辱。在这样的折磨下，身体原本柔弱的沈老师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复课闹革命开始不久，还未全面“解放”的沈老师又走上了讲台，并接受了一项极为棘手的任务，担任黄帅所在班的班主任。可以想见，这在当时是一项多么困难而复杂的任务。但是沈老师用她的智慧和艰苦细致的辛勤劳动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在她的引导下，原被当作政治工具的黄帅，即使在那种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仍能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为她日后的正常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3年，年近六旬的沈老师为了抓好北大附中的基础教学，自告奋勇担任了初一一个班的语文课教学。她工作依然是那么认真。那时，北大附中四周还布满了菜地，每天清晨，我总能从楼窗里看到她在微曦的晨光中穿过菜田，跨过水沟来学校的身影，这使我对她充满敬意。当时，我的儿子吴红江也就读在这个班上，每当他与我谈起沈老师时，也表露出对她十分的爱戴与崇敬。

　　一天，红江回来告诉我，说沈老师今天上课时晕倒在讲台上，后来同学们把她送到医务室去了。我听后十分震惊，马上去医务室打听。大夫说，沈老师是过度劳累积劳成疾，已经送北医三院了。

　　我满怀希望，盼着北医三院赶快治好沈老师的病。但是数天后，传来的却是令人揪心的消息，沈老师得了骨癌，已经送协和医院治疗。这时我们才知道，她已经久感腰部的剧烈疼痛，她已是经常忍着剧痛为学生上课的，而最后竟倒在讲台上，倒在了终生为之奋斗的心爱的岗位上。

　　她动完手术后，我与红江一起到协和医院去看她。她从病床上坐起，与我们谈了近半个小时。她对未来的生活还是满怀着希望。她鼓励我要坚守岗位，在北大附中好好教书，并谆谆嘱咐吴红江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我望着她已十分消瘦的面容，衷心地祝愿她早日康复，回来与我们一起工作。

　　不久，沈老师出院回家休养了，我们满以为她康复在即。不料，一天下午有人来办公室说：“沈老师送海淀医院抢救了！”我与几位同组老师立即赶赴海淀医院。可是，静静地躺在抢救室的沈老师，已经闭上了眼睛，再也不能说话了……

　　沈老师追悼会的悼词是我起草的。成为我终生憾事的是当时没有大胆突破仍然存在的一些“左”的影响，去充分肯定沈老师的光荣业绩和崇高人格，去充分发掘她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许多优秀品质。我在这里向她的在天之灵，向她的家人表示衷心的歉意。

　　闭眼又是沈礼芬老师瘦小纤弱的身影，但她如松柏一样坚贞。她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将永远垂范在我们的心中。

　　高端的身影

　　——怀念任永康老师

　　题目中原称“任永康主任”，但“主任”只能表示他担任过的职务，而“老师”两字才能表示出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

　　1960年，陆平校长亲自点将，把任老师从北大房产科科长的岗位上调到刚创办的北大附中任总务主任。要说“工作繁忙”，大概没有能超过一个新办学校的总务主任的了。当时宿舍楼还未竣工，12个班的高一和3个初中班的住校生招了进来，只能在墙还未干的宿舍里打地铺睡觉。从早到晚，什么事都要“找老任”：有的房间里没安玻璃，“找老任”；食堂的下水道冒水了，“找老任”；办公室里没有粉笔了，“找老任”；教学楼的电闸坏了，“找老任”；……许许多多的人要“找老任”，有时半夜12点还要“找老任”。任老师当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是全附中年岁最大的人，而也是大家一天都缺不了的人。就在这不断的“找老任”的声音中，北大附中在大家的努力下步步前行，终于走进了北京市的名校之林。

　　有一次，我去兰靛厂一学生家家访。当时天下着大雨，我骑一辆总务处的公车出了校门。海淀大街还好走，从六郎庄经昆玉河东岸是一片泥泞，一辆“飞鸽”硬是从泥水里滚过去的。回到学校，整个车身已沾满了泥浆。我要到班上去说事，就把车放在楼道里，打算过一会儿再擦。可是，当我说完事来到楼道，车已不见了。到总务处办公室一看，正是老任蹲在地上擦那辆车。车架和挡泥板等都已擦干净，他正在用乱棉纱仔细地擦车链子。“对不起，主任，怎么还要您来擦呢！”望着那生肖比我整整大了两轮的长者弯着的身子，我感到真不好意思。可是他抬起头来，笑着对我说：“吴老师，你太客气了。你们工作都很忙，我擦擦车有什么了不起。”啊！老任，这件事到现在还使我深感愧疚。

　　有一次，我去阅览室借书。看到任老师正在翻阅一本厚厚的英文书。后来我问当时管图书的赵慧贞老师：“老任还能读英文书呐？”赵老师微笑着说：“老任可是燕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外交部的黄华就跟他是同学……”唷，了不得，原来这儿身边到处都有学问。

　　可想而知，这样的人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成了阶级斗争的天然靶子。他被关进了劳改队，经受了多次的批斗和打骂。然而，批斗打骂之后，人们还得不断地“找老任”。那时附中与北大脱了几年钩，水电修缮的事情都要附中自己管了，而总务处除了水暖工周森、木工黄宝瑞外，已再无别人。这样，被摘掉了官帽的“总务主任”就得当“总务工人”。下水道坏了，他穿长统靴跟着周森往地沟里钻；电路出了毛病，他可只能一个人穿着破翻毛皮靴往电线杆上爬了。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披着满头银发，戴着近视眼镜，在杆顶上冒寒风，顶烈日，竟然能用苍老而生疏的手，一次次地修通了电路，维持着北大附中在艰难岁月中生存。而在我们这一批人的心中，则永远地留着他那悬挂在高空中的身影。那是中国知识分子“价廉物美，经久耐用”的身影，那是我们一代代先人传承下来的受尽摧残而仍然刚强的身影，那也是我们民族传统中能够承受任何苦难的殉道者的身影。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可是，任永康老师退休了，尔后不久，他又患了视网膜脱离症。

　　在他住院期间，附中的许多人祝福着他的眼睛能够好起来。

　　后来，我几次去中关园看他。走到他那黑乎乎的平房门口，我喊“老任”，屋子里立刻转来他的声音：“老吴，请进。”他那时已近乎失明了。我说：“你还能听出我的声音？”他仰起头向我笑着，说：“几十年的老同事了，忘不了！”我的眼眶发热了。啊，老任，我们的老主任，你一直把我们放在心里啊。任老师，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掉你！

　　特级门卫

　　——怀念赵慧贞老师

　　1976年春天，我正带学生在前八家劳动。突然黄铁军老师骑车送来电报，原来父亲病危，要我立即返家。深通情义的同学们催我立即动身，说他们自己一定能照料好自己。

　　我跟黄老师回到学校，刚进校门，当时管传达室的赵慧贞老师立即送给我一个纸包，是一包点心，她说：“带回去给老人家，祝他转危为安。”原来她一接到邮局送来的电报，一边请黄老师带给我，一边就为我准备了这份礼物。当时我非常感动。我和赵老师并无特殊深交，但我知道赵老师平时对年轻教师都是这样的关心。

　　赵老师原来教地理，后来被调到了图书室，最后又被调到传达室。“文革”动乱时期让一位五六十岁的女老师来看大门，有人会感到不可思议，然而赵老师坦然面对，依然像她在教书岗位上一样，兢兢业业地站好每一班岗。于是，我们便能在每天早晚，看到她手提布包来上班的身影，而每次进出校门，便能看到她那圆圆的慈祥的笑脸。

　　有一次，几个大汉要进校踢球，赵老师阻止说：“学校已经放学，现在不能进校了。”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说：“少废话，不让进也得进。”赵老师居然不为所惧，挡在门口说：“学校的规定，不让进就是不能进！”那壮汉一捋衣袖，似乎要硬闯。但赵老师仍然面无惧色，以老弱之躯挺立门前。就这样相持了数分钟，那一帮人竟然默默后退，无可奈何地走了。我相信年迈的赵老师已再无英雄主义的情结，但我认为她在北大附中门口挺身捍卫学校的安全与尊严的那一刻，完全是一个巾帼老英雄的形象。

　　赵老师对我们往往是很善意地以老大姐自居，但我从未冒昧地把她看成大姐，而是真正深感荣幸地把她看成我的慈爱长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