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据央视报道，在海拔1350米的湖南炎陵县大院农场，几代人盼了近20年后，终于建起希望小学。可完全竣工仅一年，学校就遭到强拆，原因是当地最近引入了计划投资过百亿元的项目，该小学所在地块被划入首批征地范围。如今，孩子们被迁入了还挂着“山洪灾害隐患警示牌”的过渡性“板房学校”。

　　希望小学为商业项目让了路，这算不算是当地政府对“百年大计、教育为重”最真实的表情？这几天，网络上对此质疑声一片。无论怎样的解释和理由，在没有安顿好孩子的前提下，就强拆了学校，确实已是“司马昭之心”。这所希望小学其实条件不错：占地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28平方米，总投资93万多元，其中校舍等主体工程，由长沙市的一个义工组织募捐修建而成，之后的附属配套设施等得到了社会其他多个爱心团队的支持——由此可见，这所希望小学凝聚了社会多方人士的爱心，才最终得以建成。也难怪，学校被拆除之后，不少当地老百姓都哭了。

　　一所希望小学，竣工不久就夭折在强拆之下。据说当地三次欲拆迁学校，都被村民及时阻拦。只是最终，学校还是没能逆转被拆除的命运：裸露的钢筋张牙舞爪，碎裂的红砖层层叠叠，操场依然有迹可循，涂料依然光艳明亮……在这崭新的废墟上，横陈着不尽的追问。

　　客观地说，地方部门发展经济、招商引资之焦虑，早已从传说佐证为各色事实。在炎陵县政府大厅显示屏上，三句话被滚动播放：“项目先于一切，项目高于一切，项目重于一切。”这话招人骂，却也是实情。欠发达地区资源优势少、区位优势缺，没法子跟名人典故攀亲，甚至连超女快男都搭不上，想要吸引眼球或招徕资本，难度可以想见。如果这个时候政绩考核逼着人看数字，官员难免要陷入“项目癫狂”。

　　只是，理解了地方部门的苦衷，公众还是想问三个问题：

　　一者，一拆了之，对学校怎么交代？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基会发起倡导并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希望小学基本多是希望工程的一部分。建成几个月就拆了，出资人怎么想、公益事业怎么看？今年2月，贵州省凯里市被曝出“龙场镇灵泉老山希望小学使用不到一年遭弃用并成为垃圾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纵观希望小学的命运，民间慈善经得起这般浪费与折腾吗？

　　二者，强拆之前，有没有正义的程序？去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要求学校撤并和布局调整，必须严格履行论证、公示、报批等程序，广泛听取学生家长[微博]、学校师生、村民自治组织和乡镇政府的意见，保障群众充分参与并监督决策过程。一边是当地百姓“捧在手心供着”的新学校，一边是偷着派人拆校——这样的现实，恐怕很难说是基于公共利益至上的共识。

　　三者，强拆之后，真有利于项目推进吗？在解释拆除希望小学这件事上，当地副县长说，“大项目引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比一个教学点的作用大得多”。这个说法显然值得商榷，但各有各的算账法，也许眼下利益确实如此。只是，就像网友担心的，希望小学说拆就拆，这种权力做派，哪天会不会对项目也是如此？资本是逐利的，但资本更是倾向于法治而有序的游戏规则。为什么“某省招商团在香港一顿早餐人均1000元”连香港商人都要侧目，说白了，是因为港商也担心——乱花钱、乱用权的做派，迟早会在行政与执法中成为一种可怕的惯性，最终难免“误伤”自己。一句话，权力谦抑，也许才能令资本真正心生偏好与敬畏。

　　时光无法回头，拆了的学校没法原地复活。出于公共监督的知情考量，公众还是要追问一句：究竟是谁拍板了希望小学 “被让路”的命运？

　　有人说，为什么项目不能给学校让路呢？这话问得显然有点天真。只是，学校和项目，就没有和平共处的可能吗？如果能让教育基础设施像钉子一样扎根在项目之地，还有比这更打动人心、更深孚民意的“项目”吗？

　　(作者为资深评论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