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常州市武进区南塘桥小学一名一年级学生两次被教师“捆绑示众”体罚，一次长达六小时，另一次则是在操场上当着众师生的面，给当事学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为此，武进区教育局做出处理决定，将涉事的代课教师解聘，同时安排心理保健教师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12月17日 《扬子晚报》)

　　不同的学生在身世背景、生活经历、性格特征等方面都有悬殊的差异，难免会和共性的管理规则发生摩擦、碰撞。这一次，面对打架的学生，老师采取了“捆绑示众”，是不折不扣的失范行为。

　　“捆绑示众”说到底突破了教育惩戒权和体罚的边界，侵犯了学生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这样的“暴力育人”，虽然从短期上起到了震慑和约束学生的作用，但是从长远上看，却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发育和建设带来了难以磨灭的消极影响。

　　更让人痛心甚至寒心的是，“捆绑示众”发生在校内，其他师生尤其是教师和学校负责人竟然“看不见”、“没人管”，集体无视的麻木与冷漠，加剧了失范行为的升级。面对“捆绑示众”，人们并不缺乏行为能力，而是缺乏“多管闲事”的意愿——对恶行的冷漠实质上就是对恶行的默认，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在恶行与非恶行之间建立有效的隔离带，对恶行的冷漠甚至容忍就是不可避免的。

　　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出现了“审恶疲劳症”，即对恶行感觉麻木、见怪不怪。与审美、审丑相比，审恶是一种更具社会性、公共性的态度。不论是“跟着感觉走”的集体盲从，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风险防范，抑或是“自己顾自己”的个体化思潮，当人们可以为容忍恶行找到理由，不作为的冷漠旁观也就随之产生了。

　　“捆绑示众”向我们提出的最严肃拷问，不是如何防止体罚，而是我们如何容忍了恶行，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维护正义。因此，如何终结“审恶疲劳症”，这样的时代之问，显然不能只让教育从业者回答。

　　□文／杨朝清(湖北 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