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有人罩着”？

　　搏强的老师人数并不固定，林灏说，他在学校时，包括校长在内，学校的老师在十四五名左右，但春节过后好多老师离开，最少时不到10人，人少时文化课干脆都没人上。

　　“学生受不了，老师也有受不了的。”林灏和一位已经离开搏强的老师私交颇好，这名老师在林灏离校之前被开除，理由是他未经允许带学生外出。林灏记得，外出的理由是有名学生身体不舒服，老师带他出校买药。

　　这名老师目前在广州一家私立学校任教，记者几经争取，但他谢绝了采访，“搏强的事情再也不想碰了”。

　　采访期间，搏强学校校长王淇的手机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相对于对老师褒贬不一的评价，学生们对这位校长的印象是“残酷”、“脾气古怪”。林灏说，很多体罚正是因为王淇的授意或默许。

　　付小楷记得，有次自己被罚前倒时，王淇刚好路过，他随口说了句“不标准”，教官就又加罚500个。

　　王淇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学校有30%的文化课老师没有资质。管城区教体局也承认，当晚进行加训致玲玲死亡的3名教官没有教师资格证。

　　根据学生们的描述，王淇是退伍军人，学校里的教官是直接从当地招的退伍兵。

　　柳一峰说，王淇不止一次说过“学校有人罩着”之类的话，很多学生和家长[微博]的佐证是，郭玲玲死亡到媒体曝光之前的20多天内，学校仍正常教学。

　　就在6月9日，风口浪尖上的搏强仍在其官方网站上刊出“2014搏强学校军事夏令营巨惠”招生广告，夏令营的标价是，30天收费6000元，50天收费10000元。

　　新京报记者联系上一位6月12日才将孩子接回的家长，这名家长证实，是从郑州某消防兵训练基地接回的孩子，“学校没有马上停办，把学生拉到别处拉练了，最后扛不住才让我们接孩子。”

　　求救纸条

　　家长们来接之前，很多学生们想到逃跑，但多数会以失败告终。每个学生都有一名帮带老师，吃住在一起，一切举动都在监视之下。此外，不少训练有素的老生已转变成老师的得力帮手，很多新生逃跑或反抗能够迅速被消灭在萌芽中。

　　逃跑不成，更极端的方式出现，和用碎玻璃划破自己脖子的吴鑫相似，有学生靠吞墨水、洗衣粉、绝食等方法争取摆脱搏强的机会。

　　林灏觉得在搏强的六个月很像孤岛求生，“天天盼望着外面有船来搭救，但没人来。”

　　除了两个月时可以在老师的监视下见一次父母，学生们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外界的人。

　　郭玲玲的死让许多孩子看到了希望。

　　5月22日这天，第一次进入学校内部，失去女儿的郭母与校方交涉过后，被关在宿舍里的学生竟像见到救星一般，把写有父母联系方式的小纸条隔着窗户扔给她。

　　除了电话号码和名字，很多纸条上还写着“千万不要告诉老师”。

　　付小楷也扔了纸条，他特意提到一个细节，在一张纸上，他收集了几个同学的号码一起扔出去，这样做的目的是“万一被老师发现，惩罚的不光他一个人”。

　　这个身高已超过一米七的男孩又追了一句，“说到底，还是恐惧。”

　　这期间，郭玲玲的母亲看到了几日来反复折磨她的场景，伏在窗前扔纸条的学生被学校老师发现，这名老师一把抓过学生的头发，狠狠摔在窗户上，老师和学生的脸都在一瞬间扭曲，本来聚集在窗户前的学生四散奔逃。

　　玲玲妈的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她自然联想到几天前莫名丧命的女儿经历了怎样一段生活，“你们当着我的面就这么打孩子啊！天杀的！”但当时她已走到门口，争分夺秒地捡起地上的纸条后，她和家人被推搡着送出了学校。

　　一分钟“暴动”

　　死亡事件，让恐慌情绪在学校瘟疫般蔓延。

　　第二天，上午原有的课程不再继续，好多班级放了电影。不见家长来，午饭期间，这些平均年龄约16岁的少年密谋了一次“暴动”。

　　付小楷很坚定，不是逃跑，而是“暴动”，同学们交换着眼色，“一个个都心照不宣”。入校一个月时，付小楷和几名同学策划了一次逃跑，他们试图撬开防盗窗上的铁网，然后用床单和衣服结成绳子逃出学校。

　　那次逃跑因为老师发现而失败，但他对这次“暴动”有所期待，“因为人多”。

　　下午在操场练队列，没有任何预兆，一名新来的胖胖的男生在人群中高喊一声“跑”，超过一多半的学生集体往大门方向跑。

　　付小楷跑在后面，这是他的策略，“万一失败了，打头儿的肯定被罚得最惨。”

　　跑的过程中付小楷意识到不对，学校突然多出了好多生面孔，事实很快印证了他的猜想，率先跑过第一道门的同学被六七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截住去路。

　　“暴动”只持续了一分钟左右，失败了。

　　生性胆小的柳一峰没参与这次“暴动”，他看着被拽回来的几名同学轮番挨打，他们被教官一个个从人群中薅出来，打头儿的两个胖男生直接被拖到避人的地方，“有的被一脚踹翻在地上，有的被一巴掌扇到墙角，棍子都打成了几截。”

　　付小楷感到绝望，想到能解救自己的人惟有父母，他以每月5封的频率给家里寄信，信中，他跟父母极力诉说自己的不是，承诺做出改变，只求父母早点接他出去。

　　没有回音。

　　两个月里，付小楷和七十几名同学完全与世隔绝，没有通讯工具，不能外出，同学之间的交流也被禁止，即使是寄给父母的信，帮带老师也要检查几遍，以防有学生说学校的坏话。

　　在几封信里，付小楷都大书特书学校对他的塑造和培养，“即使父母不来接我，把帮带老师哄高兴了，我的日子也能好过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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