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已进三十岁，今年第一次有了天塌下来的感觉。但塌下来了，自己还得硬撑着。

　　那天天气不错，早晨的阳光透过阳台玻璃，洒了一地板。老婆在厨房做饭，儿子抱着一个玉米专注地啃着。我收拾东西，打算去上班了。

　　只是脑子搭错了一根弦，觉得才一岁多的孩子吃玉米太多了，不好消化，不能再吃了。和他商量，当然无果。儿子已经进入叛逆期了，说什么都不会听你的。

　　我失去了耐性，直接从他手里夺过玉米。他“哇”一声哭了，嘴里还含着玉米粒。

　　晚上八点多，我们一家三口便在儿童医院的急诊室里了。儿子早晨哭时，我立即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赶紧让他把玉米粒吐出来。这次他听话了，哭着吐了。我观察了一下，觉得没事，便去上班。结果，下班后，老婆说，儿子呼吸时喉咙里总是咝啦咝啦地响，怀疑还是吸进东西去了。

　　儿童医院离我家很远，加上北京拥挤的交通，出租车走了一个小时才到。空气里，是北京特有的雾霾味，老婆身心俱疲，又开始晕车，终于在快到医院时，吐了出来。

　　然后是挂号、检查、拍片子、等待。儿子不愿看到医生，见面就哭。好在，急诊室的三楼有个儿童活动角，看着角落里的企鹅，一直哭泣不断的儿子终于平静下来。但我俩的心，依然揪着。

　　片子终于出来了。医生看完后，先没说话，面无表情地拿过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了一会儿，像是一个三岔路口。他拿着笔在右边的岔路口上点了下说：有残渣吸进支气管了，就在这个位置，得做手术。说罢，又拿出一张风险告知单，一条一条画对勾，每个对勾后面，写的都是最坏的结果。

　　我俩一下子就蒙了。老婆开始哭泣，儿子看到她哭，也哭了起来。我只好用残存的理智劝她：医院总是把最坏的可能说出来，也算是一种推卸责任嘛。我说得很轻松，但总是下不了决心要做那个医生口中危险重重的手术。我满世界打电话，通过朋友找朋友，找不认识的医生，希望能提供一个专业建议：到底要不要做。

　　遵医嘱做手术，是理智告诉我的唯一答案，但恐惧却令我无法选择。就是那一刻，我觉得天塌下来了，黑漆漆的夜笼罩在四周，我站在急诊室外面，翻着电话簿，满心绝望。我想了最坏可能出现的画面；我不断地给朋友通话；我开始祈祷；我还得假装平静，给老婆以支持……那一晚，我痛恨自己痛恨到了极点。耐心，如果我当时稍有耐心，情况便不会如此。

　　做父母的，很多都有过类似痛恨自己的时刻吧。当然，像我这样，把孩子置于险境的还是少数，更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孩子做出不顺遂己心的举动，而失去耐心，大吼大叫，甚至动用暴力。最后，孩子惊慌失措，放声大哭，我们则满心愧疚。

　　怒气冲顶的那一刻，我们常常忘记了，面前站着的，只是个孩童，他根本不懂得大人的逻辑，不知道墙壁不是画画的地方，不知道吃饭时要把勺子端平以防米粥洒落，不知道玩完的玩具要放回原位，不知道袋子里的大米并非玩具。甚至，你没办法跟他解释清楚，他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一两岁的孩子，还什么都不懂，我们却急切地，用大人的标准去要求他了。看着被涂乱的墙壁抓狂，因为他玩得满身是水而生气，甚至，不由分说，夺过他手里的玉米。我后来在天涯上看到一个帖子《有没有年轻妈妈像我一样，对孩子突然会很没耐心，暴怒过后又很自责》，里面有各种调皮的孩子和失去理智的母亲。我想，父亲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他们看孩子的时间相对较少罢了。

　　龙应台曾经写过一本育儿的小书，《孩子，你慢慢来》。但其实，“慢慢来”这三个字应该对着父母说才对。放慢自己的步速，放慢自己的思维，放慢自己抬起的手。

　　那天，儿子终究还是幸运的，当我终于下定决心做手术后，医生顺利地从支气管里把一块玉米残渣取了出来，他依然面无表情地把那一小块东西交到我的手里。我细心地用纱布包好，保存起来，权作教训。

　　麻醉中未醒的孩子，则被送回到妈妈的怀抱里。已是半夜，他蜷缩着，好像当初在子宫里的样子——他应该都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源于早晨的那场风波。对这个世界，他还什么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