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逼父母弃二胎”引起了人们对多子女家庭该如何教养的思考。在这样的家庭，更要注意协商民主，做决定要基于家庭成员的共同福祉，并避免有人受损害。一个13岁的初中生是有一定能力参与家庭事务决定的，而且需要被引导好好表达意见。

　　武汉13岁女孩反对父母生二胎，以自杀逼迫母亲流产。武汉晚报最早登载的这个故事首先是个别不幸事件，毕竟不欢迎小弟妹常有，自杀威胁罕见。就这个家庭本身而言，恐怕真正的问题也不在要不要生二胎，而在教养方式，放弃二胎并不能解决女儿的心理健康。

　　“重男轻女”有重新抬头的隐忧

　　有意思的是不少网上评论指向父母的性别歧视，其中一则说：“有一种可能是这个年纪的孩子已经通过周围环境推知如果生出的是儿子，她以后就完了。”“我见过没这么激烈闹，但有弟弟后整个人变忧郁的孩子。”这类评论未必适用于此具体事件中的家庭，却说出了计划生育政策松动后家庭内部性别歧视重新抬头的隐忧。

　　“生男生女都一样”，一胎家庭的这种观念转变，未必是强力宣传的结果，而是对计划生育强制性安排的接受和顺应，是因境遇而改变态度。当家中只能有一个独生女，将爱和教育全部投资于她，是父母唯一和明智的选择，因此很多独生女得到了比上一代女性更好的发展机会，成长中对性别歧视的感受不强。这一代的幸运和她们因此展现出来的优秀和自信，虽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却是政策在客观上的副产品，由此带来的潜在社会变化是广泛的。

　　然而计划生育并未真正终结根深蒂固的男孩偏好，家庭中性别歧视的故事从未断绝。放开“单独二胎”的目的是使人口更可持续，却仍然不是社会方案，如何避免可能随之重新抬头的性别歧视，似乎并没有被决策者当做问题，虽然这关系到无数母亲和女儿的切身利益。

　　重男轻女并非私人问题，而是在社会和家庭间流通的观念，在多面的生活实践中，在市场与社会的运作中，歧视会被不断再生产，并带来可见的经济与发展后果，因此有“投资于女性是聪明的经济学”的说法，提醒人们注意到此。而且，歧视也并非如传说中那样是较低社会阶层的专利，家庭和父母歧视与否的原因太多，但可以肯定一点，没有人能免受环境影响，因此家庭内部的性别歧视是一个具有公共价值的治理议题。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放开“单独二胎”所获得的“喜大普奔”效应就会打折扣，令人担心女性独生红利时代的终结，而这个时代还来不及过渡到性别平等成为稳定常态。

　　家庭也应提倡协商民主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多子女家庭的教养功课。城市独生一代正成为家庭与社会的中坚，事实证明他们的责任与能力压根就不像曾被担忧的那么差，甚至相反。然而，在为独生子女的教养忧心忡忡并为之开出种种药方的那么多年间，多子女家庭的教育挑战却被忽略，因为这些家庭基本都在农村及少数民族中。

　　有兄弟姐妹会对社会化更有利，这是一种观念而不是全部事实，手足间并非没有竞争和冲突，而且会因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完美和家庭资源的有限而强化，多子女的父母需要慎重于公平对待、给予所有孩子安全感，然而，这样的知识并没有被很多人学到。

　　于是，当自己是独生的父母开始生二胎，其中有些人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新的家庭矛盾不足为奇，这开始是新流行的不知所措：“生二胎第一个孩子不同意怎么办”。是的，开放机会并不是全部，善用机会的准备还没有做好。这同样不仅是私人问题，也不能只停留在提问，父母需要帮助，社会需要更多讨论。

　　今天有必要重新理解“计划生育”这个词应有的内涵。在国家，它绝不仅等于以人口数为标准的生育管理，而应该是综合性的社会政策，包括给家庭和父母的福利、支持与教育。在家庭，它意味着协商民主，基于家庭成员的共同福祉而决定，并避免有人受损害。一个13岁的初中生是有一定能力参与家庭事务决定的，而且需要被引导好好表达意见，在这一点上，这个家庭的教训值得汲取。

　　□吕频(女声网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