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教育对学生的心理评估是否有了体系，对“反社会人格”是否有了主动干预的手段与途径？别忘了教育的本质，除了升学率之外，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看到他倒下时痛苦的眼神，我就不自觉地想笑。”“我从来没把他的命放在心上。”“我的世界就我一个人。”——湖南邵东县少年杀师案尽管已多有报道，但当媒体再次带来少年接受专访时脱口而出的这些话，公众的表情仍然为之无语，为之愕然。这样的一个少年，本身就是一把锋利的短刀，不仅刺向了他的老师，也刺疼了所有的人。
12月4日早晨，在父母眼里“内向乖巧”的邵东少年小龙（化名），当着母亲的面，杀害了班主任滕昭汉。在邵东县城小龙父母租住陪读的“家”中，小龙的父亲失声痛哭：“我读书少，只读了四年，也不知道怎么教孩子才叫教得好。我们对不起这个学校，这个老师……”
少年的这种暴戾之气从何而来？在媒体的叙述与刻画中，小龙作为一种反社会人格的形象已然毋庸置疑。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特征，比如高度攻击性，缺乏羞惭感，不能从经历中取得经验教训，行为受偶然动机驱使，社会适应不良等，都不难从小龙身上获得印证。甚至作为此类人格形成的主要危险因素，即“拒绝型养育方式、父亲低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低”，在小龙身上也都得到印证。少年这是病了，可是对于社会来说，有药吗？
事件发生后，邵东官方也在积极检讨应对，比如开展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辅导、学校安全隐患排查等。但行政手段的药，能医好反社会人格的心理病吗？
早在2003年河南杨新海特大强奸杀人案发生后，舆论就提出，对“反社会人格”形成过程的干预和阻断，是新的社会课题。然而十多年过去，试问教育对学生的心理评估是否有了体系，对“反社会人格”是否有了主动干预的手段与途径？显然很难称“是”。而临床表明，反社会人格障碍通常在少年后期达到高潮，对于它的干预与阻断，教育本身其实至关重要。别忘了教育的本质，除了升学率之外，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我没有替少年开脱的意思。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反社会人格犯罪与一般犯罪一样，均负有完全责任能力。但是我也认为，社会也应对少年杀师案反思。我注意到有媒体以“记者手记”的方式，斥责有些评论“了解得太少，评价得太早”，认为一些媒体把问题草率地扣上“教育顽症”的巨大帽子。但谁又能否认，此类事件中真的不存在一些常见的“教育顽症”？常见而未杜绝，才更值得反思。
一位温和、负责、优秀的老师，毫无征兆地倒在学生的刀下，我们为之痛惜。但也应看到，一个“内向乖巧”的18岁少年，当他以这样的方式将自己的一生断送，也是一件让人痛惜的事情。相关报道见A16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杨耕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