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篇名为《牛蛙之殇》的文章，炮轰“幼升小牛蛙战争”，又一次引发对教育焦虑的讨论。文中引用了上海不成文的说法，小孩考上上海四大民办小学，是“牛蛙”，若没考上，是“青蛙”。而“著名民办小学-著名民办初中-著名公立高中-清华、北大、交大、复旦和海外常青藤”则是家长们孜孜以求的“牛蛙”式成长路线。
故事中，退休教授的外孙刚3岁时就进入“牛蛙模式”备战“幼升小”，全家人也随之开始了一场耗费三年的“牛蛙战争”。结果孩子因患“小儿抽动秽语综合征”，没能进入想上的学校，医生说这是由于长期压力导致的病症。
阅读这篇6000字长文，越到最后，就越觉得这是一篇宣传移民的软文。不过，这虽是一篇软文，故事却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很多家长，尤其是中产阶层的家长对此心有戚戚。文章所讲述的故事很具有代表性，反映的无疑是中产阶层的教育焦虑。在上海，这种焦虑可能体现在从3岁就开始争取上四大民办小学，在北京，可能是海淀区的“拼娃大战”。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关于月薪3万元支撑不起孩子一个暑假的讨论，也是这种教育焦虑的体现。
只要一谈到中产阶层的焦虑，总能够在网络上引起一片涟漪，社会竞争压力剧增是焦虑产生的现实源头，但各类极具煽动性的文章也是焦虑弥漫的重要原因。这其中不乏当事人对切身体会的抒写，也有不少是相关利益者刻意地炒作，比如一些校外培训机构炒作升学竞争压力，制造紧张和焦虑情绪。这篇6000多字的《牛蛙之殇》是否也是相关利益团体营销策略的一部分？
巧的是，《牛蛙之殇》刷屏的时候，我正在西部某省农村学校采访。从2013年开始，“全面改薄”即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计划，在各地实施。
几年来，西部农村地区的中小学办学条件，得到了全面的改善。教室宽敞明亮，可折叠式书桌、电子白板、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一应俱全。
而由于“两免一补”的覆盖，即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上学已经不用交任何费用了。
政府还推出了营养早餐计划，贫困地区孩子的营养状况也得到了改善。
再加上乡村教师计划等政策的推行，乡村教师的收入待遇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最贫困的山区从教的乡村教师一年最多可以获得上万元补贴。因为收入待遇的提高，乡村教师流失的情况也有了好转。
对比十几年前，我在农村上小学时的条件，我是真心羡慕今天的孩子们。我记得当时，一年的学费、书本费、教育附加费等费用加起来，要三四百元。今天看来这笔钱并不多，但当时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很多同学的父母交不起这笔钱，每到期末的时候，老师都会软硬兼施、一遍一遍地催缴学费。当时学校的硬件条件与今天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
与大城市里中产阶层对教育的过度焦虑相比，贫困地区家长对现在国家所推行的各项政策还比较满意，他们对教育的期待很简单，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上好学，希望“娃娃”们能够多读点书，不要像他们那样过“苦日子”。
把贫困地区教育状况的改善与“牛蛙战争”以及频繁在朋友圈刷屏的中产教育焦虑相比，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哪一个才能真正代表中国教育的现状？
当视野所及都是中产阶层的教育焦虑时，我们是不是遗忘了更为庞大的一个群体？当城市的家长不惜重金让孩子参加各类培训班，感慨月薪3万支撑不起一个暑假时，对贫困地区的家长而言，不用交学费了，还能有营养早餐，就是幸福。
教育状况的不平衡无疑是区域发展不平衡背景下的一个缩影。这种现状的不平衡背后，当然还有话语权的不平衡。掌握话语权的中产们可能很少会关注那些贫困地区孩子的教育状况，从而理解他们的处境。说实话，即便是软硬件条件大为改观之后，贫困地区孩子与城里的孩子所能享受的优质教育资源仍然是差距较大，他们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难度仍然不可小觑。而那些对优质教育资源有更急迫的需求，对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有更大渴望的群体，却往往无法发出足够大的声音。而这或许也是很多人迷失在焦虑中无法自拔的原因。
家长们的教育焦虑，源于对阶层跌落的恐慌以及对实现阶层地位更上一层的期盼。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教育身上，但是家长必须明白，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够成为“牛蛙”，也不是每个孩子都应该成为“牛蛙”。好的教育并不仅仅体现在读名校这一条路上，好的教育是尊重成长规律、教育规律的教育，是因材施教，是自然而然的教育。
迷失在教育焦虑中无法自拔时，不妨去了解下贫困地区的教育状况，看看那里的家长们对孩子教育问题是怎么想的。不同的阶层地位决定了不同的群体对孩子不同的教育期盼，但对于已经处于优势地位的中产们来说，如果能看到贫困地区对现状改变的满足感，换位思考一下，更加全面客观地判断当下的教育现状，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看待自身所处的位置和所掌握的优势，或许就能多一份淡定，至少不用现在这般焦虑。（编辑：吴亚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