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26日星期一晴于蒙城(上任第60天，离卸任还有670天)

　　到蒙城二中参加了一个捐资助学仪式。

　　接受馈赠的是20个特困生。

　　掏钱的是30年前到蒙城插队落户的一批上海知青。

　　这不是第一次。

　　去年，也捐赠了20个孩子，也是以“蒙城上海知青联谊会”的名义。

　　据说那次捐助，大家哭成一片。我看过那些孩子的亲笔信，真是感人。

　　王萍同学写道：“我从来不知道除了父母之外，自己的困难还会有谁来解决。现在，素不相识的上海知青们给我送来温暖，使我知道千里之外还有我的亲人。”

　　高二(2)王素梅说：“当我们双手接过你们的“爱心”时，我们的眼睛模糊了，手中捧着的不仅仅是500元钱，而是叔叔阿姨们的拳拳爱心和对我们的希望。”

　　高三(6)班宋锦飞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天：2000年2月26日，上海知青联谊会的代表们，千里迢迢，不辞辛苦，亲自把捐资送到我们的手中。在捐资助学大会上，我异常地激动，当我走上前去接你们捐款的时候，我的脚步乱了，连一句‘谢谢’也说得声音很低，几乎自己都听不到。同学们发言的时候，我怕控制不住自己而哭成一个泪人，让你们跟着伤心，终于什么也没说。”

　　高一(4)班宋书玲说：“此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滴在纸上。面对家庭的不幸，多病的父亲，失明的母亲，当我向父亲要钱时，我的心碎了：何时才能抚平父母脸上深深的皱纹？我曾想过高中毕业后和学校“拜拜”了，是你们给了我信心，你们是我们的恩人，让我喊一声“爸爸，妈妈”吧。你们给我的不仅仅是经济的支持，也是精神上的支持。我决不会在困难面前低头，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好好学习。”

　　高三(3)班朱美燕说：“提起笔，我热泪盈眶。你们为我们捐资时那感人的一幕，我今生难忘。你们对我们的恩情，我铭记在心。我感到我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因为我有这么多的亲人在上海。”

　　第二次捐助没有第一次激动人心。

　　孩子们好象成熟了许多。

　　几位知青代表似乎在例行公事。

　　下来我问知青代表万曼影(上海交大教授)：“以后还捐吗？”

　　“捐。”

　　“捐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万教授很平静的说。

　　“捐款的上海知青现在都很有钱吗？”

　　“少数儿，有一些是下岗的，家里很困难。”

　　“那......为什么？”

　　“......说不清。”

　　我想起前些天，我到上海参加“蒙城上海知青联谊会”的情景。

　　当时有200多人。

　　有人提议，再为蒙城贫困的学生捐钱。谁也没吭声儿。捐款箱在静静地走，走在谁跟前儿，谁就会往里塞几块钱，也是静静的。

　　张志昂会长宣布捐款总数8888元。这是一个吉利数儿，也一定是凑的数儿。但这个数儿不够，后来一定又凑了1000多块钱，才有了此行。

　　在会上，我讲了几句话。

　　我说：“接到请柬，我特别激动。今天我是以双重身份来参加联谊会。我是蒙城的副县长，更是和你们一样，老三届，老知青。我们有同样的经历，同样的年华，同样的赤诚，同样的困惑，同样的疯狂，同样的伤痕和同样的知青情结......”

　　在会上，我认识的孙庚祥，在上海知青里，他算富翁了。当年，他在蔡海村插队。集体户里6个上海知青，先后上调了5个。孙庚祥的父亲还关在“牛棚”，招工、升学都没他的份儿。隔壁五保户大娘看他一个人烧饭不方便，时常拉到家里一起吃。后来，他在三家老乡家里轮流吃饭。

　　前几年，当他得知村里的小学还是土坯房，便出钱在村里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完全是按上海的标准设计的，可抗七级地震。

　　孙庚祥表态：“教师上课上的好，加奖金。学生上学有困难，我资助。”

　　我问庚祥：“为什么？”

　　“老乡待我们不错。现在我有了钱，总觉得应该为他们做点儿事儿。”

　　赵国屏在朱集插队，考上上海复旦以后，又赴美深造，获得博士学位。他自费赴蒙城一个星期，随身携带着幻灯机、资料片，从乡里到村里，一场接一场义务为村民和干部解说美国现代化农业状况。

　　薛松鹤插队路楼庄。他听说庄里电视已经普及，但还没有一台放像机，就买了一台价值3000元的夏普放录机专程送给了庄里。途中，他去祭扫了当年下乡仅半个月，因火灾而长眠在此的3个上海女知青。回到上海，小薛想方设法找到她们的亲人，把录有祭扫过程的像带分别送上家里。薛松鹤与她们并不相识，只是因为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上海知青。

　　蒙城的牛肉干、庄子酒在上海已小有名气。这里有上海知青侯革英的功劳。

　　为帮助蒙城引进牛肉干制造技术，为研制调配牛肉干味，她跑了不知多少家。蒙城牛肉干厂厂长说，现在厂里每年都要有几千吨的牛肉干，进入上海。

　　只要蒙城的企业有需求。侯华英就会没命地去跑。她找复旦大学，使蒙城家化厂得到系列新型洗涤配方的转让；找上海服装公司救活了蒙城的服装加工厂；她还让蒙城的粮油制品进入了十六铺粮油市场；她使庄子酒一下打进了上海近40家商店；她还联系过鞋制皮革的设备、牛皮加工......做这么多的牵线搭桥的事儿，她不要一点报酬。

　　侯革英说：“我忘不了老乡的救命之恩。1972年淮河发大水，我们村被水淹了。我肾炎发作，当时就昏过去了。老乡们急坏了。县医院救护车只能开到公社。队里的几个老乡把我放在木盆里，顶着洪水，边游边推，硬是把我送到几里外的高地上，救了我一条命。”

　　昨天，蒙城农民把一位知青推出了洪水。

　　今天，这位知青把蒙城农民的产品推向市场。

　　30年前，2700名上海知青插队蒙城，把一生最美的青春留给了这片土地；

　　30年后，他们自发的组织起来为蒙城，为他们的第二故乡再一次尽心。

　　我对“故乡”有了新的理解。

　　不是祖籍的概念，也不是出生地的概念。

　　一定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定是让你一生梦牵魂绕的地方。

　　我与万曼影聊的很晚。

　　我知道，她除了上课，还要带5个研究生。连写论文的时间都没有。

　　联谊会的工作是那么庞杂，她说她是秘书长，不能不做。

　　我找她要了一本“蒙城上海知青联谊会通讯录。”

　　打开通讯录，里面有600多人的详细联络方式。

　　看着一个个陌生的名字，我的眼睛湿了。

　　我对万教授说：“我能为上海知青做点什么？你们回去商量商量，如果我能帮的上忙，我无条件。”

　　送走了万教授，又接到孙庚祥从上海打来的电话：

　　“牛哥，过些日子我约几位上海最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家去蒙城考察，我也准备投资两个项目……”

　　放下电话，泪水不知不觉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