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国家需要的奇才不是在人文方面，而更需要的是在科技方面。我们这样人文传统深厚的国度里，缺乏的不是深度作家，而是天才的科技精英。姑且说国家需要人文天才，但眼下世事风云沧桑，没有科技是万万不行的。科技天才不是语文、政治、历史等科目相加等于80分可以同日而语的。

　　实际上话可以反过来说，如果韩寒发表的是一部数学或科学专著，那么语文、政治、历史相加的成绩等于80分是有挽救的希望的，但数学、物理和化学成绩相加等于80分的亡羊补牢却实在不易。所以，不要以一个钱钟书来引导所有学生都铸造成千万个“钱钟书”。

　　韩寒的生存空间很大，他没有在社会性抑制的环境中生存，他之所以能够成名，是因为社会制度的安排提供了他的生存状态，他的书出版表明了文化制度是有空间的，不要偏面地从韩寒的著作本身角度来分析。因此不要说教育制度没有给予韩寒生存空间，一旦社会制度若没有给予他生存空间，就恐怕不会有令人称羡的年少“小说问世”。要知道，如若是天才作家，具备一种与生俱来的禀赋，只要制度允许，他是用不着某一种制度给予他特别的关怀的，一本小说的问世，还有另一本，再一本……从最低的需求来看，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问题的。我担忧的是，韩寒过早的“人性窥视”能力和“社会批判”能力因为另外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而过早地冥灭了，那样真会让人惋惜的。

　　韩寒撰文抨击现行的教育制度，咒骂应试教育，自有他的权利，但不知道是他自己的意愿，还是评论者给他出的主意，“为韩寒让出一条道”，这条道按笔者的理解好像有“让他上大学”的意图，且还不是一般的大学，我们不妨想一想，大学和学校都是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都是在一种社会制度下安排的，韩寒可以有权利对现代的学校应试教育进行评论，那么也有权利去评价大学，不过大学难道会遂他的愿吗？而且，韩寒在现行国家学校教育制度内没有其生存的空间，真给他让出了道，在大学的这种制度空间内，韩寒能纵容吗？笔者真还拿不准。

　　另外，国家教育制度是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规则和安排以及计划来运行的，这些规则要照顾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里面有均等和公平的伦理意义，也就是说教育制度的伦理是需要得到遵守的，倘若韩寒不用经过规则而上了大学，更不是一般的大学，是会破坏这些规则的，这不符合伦理的绝对性。

　　姑且说韩寒的天才是勤奋的结果，但不在规则范围内就享受到大学的教育权利，其实是侵犯其他人的权利，因为制度的计划是有限度的，它不会因为某一个天才去另外计划，那么意味着，那些资质平凡的受教育者通过勤奋原本可以享受到的权利，因为给“他”让道而失去了这种权利，这对个人是不公平的，对社会制度是不公正的。

　　让人担心的是，不要把一种个性化的东西，或者一种个人化的行为社会化。韩寒现象不过是一种普通的个性化现象，对于韩寒而言，可以不用学现行的“语文课本”，可以学王朔，也可以把数学只学习到初二，甚至数理化加起来只有80分，这些都是韩寒的个人“素质”需求，“80”分的素质对韩寒可以满足了马斯洛先生所说的多种需求了，那是他的个性需要，无法推而广之，更不能社会化。依笔者的看法，一种个性化的正常的现象，一旦社会化，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正像我们经常树立榜样一样，它很可能会成为某种企图，这种企图也许是政治的，也许是经济的。我们不能排除“韩寒”现象过于社会化带来的多种多样的企图，比如说经济企图。

　　韩寒现象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特殊现象，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安排下某种偏才的存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它不过是一种个别性的存在，不要过于引导孩子们都去追求韩寒的人生模式。(朱旭东)(出自《科学时报 成才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