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论法律规范的意义和结构 第2页:作者简介 第3页:译后小记：让规范舞动起来

　　卡尔·恩吉施的生平与著作

　　托马斯·维腾贝格尔 迪尔克·奥托

　　1899年3月15日生于吉森(Giessen)，1990年9月11日终于阿尔蔡的尼德-维森的卡尔·恩吉施(Karl Engisch)几乎是20世纪的伴路人。1917年他完成高中学业后作为志愿兵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8年至1921年，恩吉施在吉森和慕尼黑研习法学和哲学。在黑森完成法律候补文官见习后，紧接着，他在其父亲的律师事务所里工作了几年，1929年在黑森随沃尔夫冈·米特迈尔(Wolfgang Mitermaier)以那本刑法论著《刑法中故意和过失之考察》获得教授资格。在其刑法著述，同时也在其方法-科学思维中，恩吉施另还极大坯受恩斯特·贝林(Ernst Beling)以及哲学家恩斯特·封·阿斯特尔(Ernst von Aster)的影响。

　　在于吉森、弗莱堡和慕尼黑任代理教授(Lehrstuhlvertretung)之后，1934年夏天，恩吉施受任前往海德堡接替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法哲学教席。当时，依据1933年4月7日的"重组职业公务员法"，拉德布鲁赫被解职。但这并未损害拉德布鲁赫与恩吉施之间的良好个人关系。1938年拉德布鲁赫写信给恩吉施："您知道，对于我来说，失去了我的教席是多么的痛苦，然而，我能想到，在那个位置上，没有一个接任者比您更令我喜欢，对于我们之间一开始业已建立的和现在未中断的良好关系，我感到高兴"。1 在民族社会主义时代，恩吉施与新的法律秩序和政治体制保持着批评的距离。不同于大多数同僚，他没有顾忌在其著述中继续引用犹太作者(的作品)。在先拒绝了莱比锡、维也纳和汉堡的聘任后，1953年恩吉施转往慕尼黑大学。1967年他退休，1971年回到海德堡，自1972年起，由于一个名誉讲席他与那里的法学院联在了一起。

　　恩吉施的学术著作关注的是刑法教义学，医生法(Arztrecht)以及法律方法论和法哲学。恩吉施自己视为最重要的作品为：

　　-《刑法中故意和过失之考察》，1930年，1964年再版

　　Untersuchungen über Vorsatz und Fahrl?ssigkeit im Strafrecht, 1930, Nachdruck 1964

　　-《作为刑法行为构成特点的因果性》，1931年

　　Die Kausalit?t als Merkmal der strafrechtlichen Tatbest?nde, 1931

　　-《法律秩序的统一》，1935年，1987年重印

　　Die Einheit der Rechtsordnung, 1935, Neudruck 1987

　　-《对法律适用的逻辑研究》，1943年，1963年第3版

　　Logische Studien zur Gesetzesanwendung, 1943, 3.Aufl. 1963

　　-《论法律者的世俗形象》，1950年，1965年第2版

　　Vom Weltbild des Juristen, 1950, 2.Aufl.1965

　　-《当代法律和法学中的具体化观念》，1953年，1968年第2版

　　Die Idee der Konkretisierung in Recht und Rechtswissenschaft unserer Zeit, 1953, 2. Aufl. 1968

　　-《法律思维导论》，1956年，1983年第8版

　　Einführung in das juristische Denken, 1956, 8.Aufl.1983

　　-《追寻正义》，1971年

　　Auf der Suche nach der Gerechtigkeit, 1971

　　作为刑法学者的恩吉施的著作，他的刑法著作的影响力，和他致力于刑法方法研究，尤其是为汉斯-海因里希·耶舍克(Hans-Heinrich Jescheck) 2和汉斯·约阿希姆·希尔施(Hans Joachim Hirsch)3作了详尽评价。对故意和过失或因果性的开拓式的考察，以及他关于医生法的文章，在今天仍是刑法教义学的基础。在他的法哲学和法律理论著作中，恩吉施既未与法律的传统和法律理论的传统决裂，也未寻求踏上法律认识的全新之路。毋宁说，他用一种非常基本的方式，与本世纪有代表性的法哲学和法律理论观点展开论辩，这尤其体现在他的《法律思维导论》中。在这一点上，他的《法律思维导论》也恰好同时是本世纪初以来的一本关于法律方法论发展的导论。

　　在一个打上新实证主义倾向，但也打上法律秩序本身不为法律者重视烙印的时代，恩吉施通过《法律思维导论》和在其他方法论文章中深为关切的事情，显得是更为现实的：一方面，对基于民主合法性的法律，法律者有服从的义务，另一方面，法律者总是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如何"正确地"适用制定法，如何可以有责任意识地去续造制定法。在《法律思维导论》中，首先，制定法规范的内容之确定和推论过程，合乎逻辑地占据了较大篇幅。在解释方法问题上，恩吉施遵循着受萨维尼影响的传统的方法准则(Methodenkanon)，但他也同时正确评价了新的诠释学观点。此外，他意识到，既不是传统的解释学说，也不是方法学说方面(完全不是规范逻辑)的新观点，同样不是某些推理程序(如类比推理)，导致唯一正确的法律答案，而是每一种只是导致或多或少满意的合理的法律答案。当这用一个清楚和可以理解的方式被释清时，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哪些要素和关键点在解释法律规范时能够和应该予以考虑，"法律秩序的统一"作为重要的关键点，与恩吉施的著述紧紧相连。进入规范解释的基本问题，受对法律的根据和界限的法哲学思考所决定，只有如此，解释才是前后一致的。

　　恩吉施将他对法律的根据和界限的法哲学思考，集成在他的著作《追寻正义--法哲学的重大主题》(1971年)中。在他持一定怀疑评价态度的价值相对主义的基础上，恩吉施开展了对法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如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与权力的相互作用，或者实证法以正义观念为导向。自20年代以来他所经历的价值观和正义观的变迁，和当代趋于怀疑伦理的倾向，导致恩吉施得出一种他当然不可能全力支持的认识："只要价值相对主义在科学上，特别是在法哲学上被视为'真理'，既便是可怕的真理，我们必须忍受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样子!"(第286页)。

　　在所有的价值相对主义那里，法律不允许丧失其作为"人道的和平秩序" (第283页)的功能，在所有丧失法律这种导向那里，法律的道德和规范约束力便失去了，这致使恩吉施--也由于历史的经验--走向去限制每一种有意的片面的相对主义立场。在此，显而易见，他的立场接近法律的有效性的各种现代理论，它们同样以伦理底线的实现为指导思想。在所有的相对主义和所有的怀疑中，恩吉施一直反复地在寻找法律历史和法律制度中的确定性，方法论历史和道德-伦理传统中的确定性。经历了政治体制和各种与之匹配的法律秩序快速改变的人，如恩吉施，带着深深的怀疑遭遇了急剧的和根本的法律"新生"，并且在各种具体的批评性讨论中，寻求从方法角度去加工处理法律及其制度的各种实证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