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算走运》用积极的行动改变身处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探索自我的可塑性；短篇小说集《柠檬桌》(The Lemon Table)则用积极的态度直面悲剧性的死亡问题。七十多年前，伍尔芙为了摆脱死亡这个生命注定的结局，将《奥兰多传》中的主人公设置成历三百多年而依然风华正茂的形象；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坦荡地引用柠檬隐喻死亡，巧妙而轻松地处理了临终前的主人公们对待死亡的问题。在如坐火山口的现代人急切地寻找自我的惴惴不安之中，巴恩斯的喜剧语调虽然好似展现出隧道尽头的光明，但在压抑性的犯罪小说、身份小说中显得唐突突兀，不禁让人怀疑这轻松背后的真实意图。

　　在语言的层面上，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在各种语言中，由人体引申出来的比喻性词汇比比皆是。在现代人的困境中，人体不再是隐喻的参照物，具有历史性的叙事代替了远古时期人体的功能。困在笼中的现代人，一面企图寻找逃脱的办法，一面惴惴不安地担心即将到来的厄运，重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悲剧。于是，用隐喻的方法将两个事物进行类比成为近年新作中常用的艺术手段。例如《庞贝城》将古罗马同今日的美国相对应。而《政治》主要描写的不是政治，但将历史人物树为参照物，述说一段三人恋的故事。历史人物的事件几乎是三个主人公行为的对应，在小说中他们的每一个事件都能牵出三人恋的一段故事。比方斯大林对待同事的一件事，在小说中的三人恋中就被阐释为，朋友之间所做的说服工作实际上像斯大林曾经做过的那样，是一种政治手段。许多历史人物出现在小说中，如毛主席、斯大林、英国女王已故的母后、希特勒等。作者瑟尔维尔（Adam Thirlwell）也常常按捺不住自己，跳出来像那些历史人物一样评论几句，如他对如何度假的表白。这似乎说明，历史之所以重复，是因为人的本性本来就是不可救药地一样，伟人也不过如此。

　　这是一个文学的悲剧时代，生活的努力好像变成西西弗斯向山顶滚巨石的劳作。女权主义作品虽有新形势下的进展，但仍步履艰难，突破性不大。《费顿太太的“乡村生活”》（Mrs Fytton’s ‘Country Life）继续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走红的女权主义作品菲·维尔顿的《女魔鬼》(She Devil)的风格，用一个女人的故事讽刺了女人耽于幻想和所谓乡村生活。这是一个胡思乱想的女人、超级母亲、生意上的伙伴、堕落至极的女权主义者。忘恩负义的丈夫为了追逐另一个年青女人，像扔一件旧衬衣一样随便甩掉了她。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作品有所不同的是，作者梅维丝·契克（Mavis Cheek）不仅遣责男性，也痛斥女性。在她看来，男性的蛮横与自大是女性培养出来的。这是她的另一部小说《派垂克·帕克的进步》（Patrick Parker's Progress）的主题。主人公拍捶克·帕克是个奇迹般的孩子，在修道院失火的那天，他在伦敦提前出生了。他的慈母，总是一意孤行，自认为常有理，在儿子成长岁月里，她一直固执地认为他有有别于常人的特长，娇纵与溺爱把他变成了一个极端自私、野心勃勃的造桥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