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隽

　　上期说了曾国藩，这期讲讲李鸿章。曾、李两人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都曾经担负当国重任，尤其是在晚清危难深重之际，以汉大臣的身份主持发起自强运动，其魄力担当都是了不起的。作为曾国藩的门生兼接班人，李鸿章自然是当仁不让，但就人格人品言，李氏较曾氏相去多矣，曾氏早就有“浅尝中辍”的忧虑，而竟被他不幸言中。李鸿章继曾氏为当国者，且又是与曾国藩联名发起倡议留学的重臣，而竟在其手中，使得留美学生撤回，大好事业半途而废，虽然原因诸多，但作为当国者与自强运动的中坚人物，李鸿章其责难辞。

　　从“留美幼童”被迫撤回到决策派遣“留欧船政生”，作为当时主要决策人物的李鸿章，其目的相当接近功利，虽然也有强调“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之本”者，但就李鸿章、沈葆桢等决策人物来看，还是为了很直接的功利目的，即“创办海军”之需要，所以他说：“(海军)为西国专门之学，非躬亲其事者不能尽悉。”其实，此点并不自此刻起，早在李鸿章接替曾氏主持大局之初，虽然“萧规曹随”，但其指导思想已略有变化，李氏要求留美生“学习机械、开矿、造船、邮电以及各种军事、工业技术”，着眼点全在其创办近代洋务事业之需要，其实也在情理之中。这一点到“留欧船政生”的派遣，则愈益明显。这和李鸿章本人的性格大有关系，作为曾国藩亲自选定的事业传人，李鸿章虽然毛病不少，但总体而言，衡量当时的天下，也就只有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其最大的优点是曾氏的短处，即能“为吏”(会当官，能处理复杂的事务矛盾)；其最大的毛病则是曾氏的长处，即“功利”(一切以实际利益为转移)。这点在“留美幼童”撤回的事件上表现颇为明显，李氏在撤回事件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却态度不明朗，所谓“李鸿章也并非反对撤回留学生”，他“只是感到幼童已到美多年，中途撤回，这是到口的桃子又要丢失，不太够本，所以犹豫不决，想撤一部分，留一部分”。这里极为生动地刻画出当国者、洋务领袖的李鸿章形象，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个“利”字，而非“国家长远之利益”。核心问题在于“实用”，这就是李鸿章的基本指导思想。留欧船政生的派遣基本贯彻了这一思路，也可以认为，中国留学史的最初阶段，就是以“功利实用”为核心，以“师夷长技”为目的。

　　1876年，李鸿章乘洋员李劢协归国之便，派遣七名武兵赴德国学习军事技术。但总的来说，这次派遣的效果并不算好，七人之中，卞、朱二人因为学习太差而先调回国；杨德明患病，学业不佳；王得胜成绩平平；查、刘、袁三人于1879年回国，也没有显露特别的才华。但总体而言，仍然为未来清政府正式派遣“留欧船政生”积累了经验。1877年，沈葆桢联合李鸿章奏准清廷派遣海军学生留学英法，这是“留欧船政生”的正式开端，后来陆陆续续派了几十人。近代“留欧船政生”的派遣基本上局限于英、法、德三大国，其他国家没有纳入视野范围。而在三大国中，德国只派了两人，远不如英法，这可能与李鸿章第一次派遣七人去德效果不彰有关系。再从所选修专业来看，其中专业包括：制造(包括海军制造，则更为明确)、驾驶、鱼雷、枪炮阵图兼驾驶、兵船管轮机学、测绘兼驾驶、枪炮、硝药、营造等，而少数习海军公法和外语、法文和万国公法、矿务等专业也都可以说是与海军或洋务建设密切相关者。所以总体而言，这些船政生所修专业基本上集中在建设海军所需要的各门专业知识，可谓是“按需留学”的典范。就效果来看，也基本达到了李鸿章、沈葆桢等人的初步预期，即确实“为北洋海军的建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实就此点而言，留欧生的派遣汲取了“留美幼童”的经验教训，以“福州船政学堂”等为基地，对学生先行培训、再加考核选拔，其效果经验均值总结参考，尤其“人数少、分期派”、“年龄大、基础厚”、“期限短、规定严”都是其与“留美幼童”相比，比较突出的特点。

　　作为有一定远见的大臣，李鸿章等人身为当国者，考虑实用，也是自然之理，而当在朝的顽固势力“已经形成一股不得不加以认真考虑的力量”之背景下，他们作为封疆大吏，如“李、沈、丁三人合作得很好，而且在自强活动中——例如，在海军计划和派遣学员到欧洲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协作”，但毕竟“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归根到底还要依靠北京的支持”。所以，如果抱“同情之理解”，作为自强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等人确实步履维艰，如果再不注重“功利”，讲求“实效”，他们又如何能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求“实质性的进展”呢？

　　总体而言，这次以“师夷长技”为直接目的的派遣“留欧船政生”是成功的。一则留学生学习刻苦、学有所成。所谓“几乎人人利用有限的时间，日夜苦读”，可能多少有夸张成分，但确实不乏这样刻苦学习的事例，如学习制造的梁炳年，称其“锐志精思”，从不间断，“昕夕弗懈”。这也为此批学生的留学成果奠定了基础。就政府派遣主要目的说，确实获得了大量专门人才。林芳荣对枪炮制造颇有研究，“能得其要领，通其精微”，归国后对枪炮制造颇有贡献；任照负责炼钢、王桂芳主持炼铁、吴学铿指挥铸铁，都技术精美；林庆升、林日章、池贞铨联合发现了福州穆源铁矿，林日章还参加了开平煤矿的勘探工作。二则学成归国，为国效力，成为北洋海军骨干。“1880年之后，留欧学生陆续归国，为南北洋海军和各造船工厂提供了一批难得的技术骨干”。仅就当初派遣的最重要目的“建设海军”而言，所获海军人才真是相当可观，在北洋海军中的大批军事将领如萨镇冰、刘冠雄、林颖启、林泰曾、刘步蟾都出于此批学生。

　　但就长远来看，李鸿章的“留学功利主义”却大有问题。鲁军统计了晚清输入国内的翻译文献后，对晚清以降外来知识大输入过程中各种门类知识输入顺序做了个归纳：“兵工——格致——法政——哲学、文学”。然后相应变成学科性质，就排列成一个知识输入的逻辑顺序，即：“应用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文学”，他认为“这个逻辑顺序即是近代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科学的认识过程，或者说是向西方学习的认识过程”。他认为，“知识创造过程”和“知识输入过程”是有区别的，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把“知识输入过程”当成了“知识创造过程”，这就意味着要重复“知识创造过程”的“资源、才智、时间的浪费”以及“许多弯路和歧路”；而日本缩短了这一过程，“因此他们的输入运动基本上是成功的”。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作为最早深入系统可以接受西学精髓的留学生来说，他们学习的不是人家最精华所在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基础，却是最表面化的兵工器械，这不能不说是当国者的见识所限。李鸿章其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故此他的见识格局，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中国人求学西方的程度和范围。可惜的是，作为当国者的李鸿章等人，所看重的是“枪炮之精”，所谓“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这就是李氏的基本思路；当然他毕竟是当国大臣，其“着眼点并不局限于单纯使用西方武器”，但也没有超越出“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的认识，派遣“留欧船政生”，在他看来，也仅是“制器之器”罢了。虽然在李鸿章所预期的培养专门人才效果之外，在别的方面也有收获，如严复、马建忠、陈季同等人对西方文化制度的认识等，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收获，但终究是“杯水车薪”，无法大补于中国之危亡情势。想念曾文正要求为国储才的远见，对照李鸿章培养“制器之器”的思路，实在是感慨万千。历史不能重复，也无法苛求古人，但当国者之器局见识在某种意义上确实能影响历史的进程。(编/王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