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就为出国做了力所能及的准备工作。依靠公费出国对我来说是不现实的。当时的广西，公费出国的年轻人一般都是相当有家庭实力的。要不然，就要熬到四、五十岁，这些分明处于更年期的留学生学成归国后要做的事就是准备退休。再说，公费留学所能领取的生活费相当低；对我而言，只要有可能就不要走这一条路。

　　由于地区和经历的关系，我的英语不可能太好，尤其是口语。所以，基本上不可能通过参加TOEFL或者GRE英语考试出国。为了出国，我以当时的视野和能力撰写了几篇在今天看来显然是垃圾的文章，这些文章包括《呼吸衰竭的脑脊液酸碱平衡紊乱》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胰岛β细胞功能的评价》等。这些无论是科研设计还是学术价值都十分低下的文章当时还是通过关系发表在《广西医学》杂志上。但是，这些文章在客观上还是在我出国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就是依靠这些publications为本钱写信与美国和日本的实验室联系的。在发出100多封联系信之后，终于成功联系到日本爱媛大学医学部的呼吸内科。2004年5月我拿着每月10万日元的生活费第一次在此开始作为访问学者的海外学习生活。这笔钱在当时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先出国再见机行事，目标在于拿个博士学位或者转到美国或者其他能够移民的国家去。如果好混就多呆几年，甚至曾经想过，日子好过的话不一定要回来。当时，凡是从国外回来探亲的留学生或者公派出国进修结束回来的人没有一个不把国外的生活吹得天花乱坠。给我的印象就是：遍地黄金，低头就是你的。后来发现，全是假话。

　　在日本的一年是相当艰苦的。爱媛县位于南方的四国岛，是日本一个相对欠发达的省份。我和其他留学生一样被安排在大学松山市内的留学生会馆，生活设施自然比当年的中国国内好得多。麻烦的是会馆距离位于市郊的医院大约有 8公里的路程。日本人给的钱如果全部用在生活上也还可以过得去，至少上下班完全可以乘火车。悲凉的是，为了省钱，我居然是骑单车风里来雨里去。上班的时候一路上好象总有爬不完的坡，天天都刮挺大的风。有时候实在踩不动单车，干脆推着车步行。早上是九点钟开始上班，所以夏天的路上还经常艳阳高照，很是难受。更难堪的是，曾经在路上与我的指导老师横山彰仁先生开着车相遇。我估计他不会钦佩我的吃苦耐劳，只会觉得我用不着如此狼狈。要说吃苦耐劳，日本鬼子比我们更能做到家。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位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干起活来有我所认识的任何一名鬼子还要卖力。本该回避这一事实，这个感受太深刻，实在不能回避。我们的劳模或多或少有点功利性质、政治色彩、造神需要、或者宣传目的，但鬼子们的确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干起活来真的象不要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