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之二：受到胡适的影晌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的采访时说，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们的楷模”。像五四时期的许多青年一样，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胡适与陈独秀是有着特殊魅力的人物，甚至是他崇拜的对象。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更大，毛泽东在他的影响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至于胡适，却有着对毛泽东不出去留学的影响。

　　1918年8月，毛泽东应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之召到北京，随后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同时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名文，从而挑起历史上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从当时的历史看，青年毛泽东更趋向于胡适的观点。原因是胡适对当时并非名人的毛泽东有较多的关注，这对青年毛泽东来说似乎遇到了“知音”，甚至有点“受宠若惊”了。毛泽东把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如期寄给胡适，胡适在1919年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一文，高度评价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尤其令毛泽东感动的是，胡适不但对毛泽东登载在《湘江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民众的大联合》大加赞扬，说该文“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而且还对毛泽东本人褒奖有加，说“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接下来的两件事，也许是胡适对毛泽东不出国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胡适赞同毛泽东的“自修”学习主张并加以鼓励，他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

　　另外，胡适也主张青年不必盲目出去留学，还写过一篇文章叫《非留学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