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作品以十八世纪为界，限于十八世纪和十八世纪以前。据说这样规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算不上经典。“但十九世纪的狄更斯、萨克雷等大家，在我们心目中都是经典”，杨先生说。“二十世纪的作者比十九世纪多，越近代，作品越多。这类书都是从牛津市图书馆借的，借到就读，不能按着文学史的先后读了。戏剧、诗、小说，各大家至少看代表作三四部，有的能借到就全看。 Bodleian经典作家的评传(馆中也没有后人写的)，能借到或买到就读。回上海后以及1949年再到清华，能到手就补读。”

　　杨先生说：“法国文学也是如此，我们都按文学史先后一个个读。莫里哀的戏剧差不多全读过。我最不喜欢司汤达的《红与黑》，不自然，但其他作品比此书可读。也读两三本小作家的书，如拉康特、梅里美等，轻松，但少分量。卢梭的自传《忏悔录》，至今未能读完。他的《新爱洛绮丝》、《爱弥儿》等都读过。巴尔扎克不甚喜欢，也读了不少。左拉也读了好几本。”

　　我曾问杨先生：在牛津和巴黎，与钱先生都学西方文学，读同一方面的书，两人相互交流吗？杨先生答：“交流很多，十分相投，除了我读不懂的哲学和文艺理论书，我们总交流彼此的意见。”又说：“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锺书不是大诗人，但评论诗与文都专长。他知道我死心眼，爱先读原著，有了自己的看法，再读别人的评论或介绍。他读到好书，知道我会喜欢的，就让我也读。”

　　杨先生告诉我，她“有些小小的‘歪学问’，常使锺书惊奇”。她说：“一次锺书把我背的词和他刚读到的对比，一字不错，就在日记上说我想‘胜过’他呢。当然是胡说。我读了诗话，苏东坡‘众星烂如沸’句，被诗话作者打杠。我不服，锺书和我所见恰好一样。我读雪莱诗，有一句也是‘鸟鸣山更幽’的意思，他十分赞成，也记在日记上。现在《管锥编》里还存此句，但未提我名。”

　　杨先生白天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读书。白天读外文书，晚上在家读中文书。他们带了一箱子中国旧书，还有笔、墨、砚台、字帖到牛津。两人比赛谁读的书多，年终结算。1935年终统计结果，两人所读的书册数大体相当，实际上钱先生读的全是大部头的书，阿季则把小册子也算一本；钱先生读的中文书全不算，阿季全算。钱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季承认自己‘无赖’。”

　　钱先生读的中外文书其实要多得多，有的书看几遍。他的体会是：“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他不仅读，还做笔记。先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边读边记，因为那里的图书不外借，只准带铅笔和笔记本，书上也不许留下任何痕迹；所有的笔记都是回家经过反刍后写成的。杨先生读书笔记做的不多，所读的书中虽包括几本薄薄的小册子，不过有的书像诗集、诗话等，也是翻来覆去读几遍的。

　　杨先生爱读诗，中文诗、外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锺书一起谈诗论诗。他们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并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杨先生说：“妥贴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牛津最大的好处是保留着书院式的导师制，一个导师带一两个学生的教授法，逼得学生非用功不可。导师是学生入学时由校方指定的。锺书的导师名叫布瑞特·斯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