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一些多么有趣和富有挑战性的题目呀！而老师的评语，会怎样激发女儿的写作热情！

　　与女儿一无所知的美国历史课不同，女儿只要求我写一下以“没有人知道”为开头的这首诗，因为前面的诗已经让她“脑仁儿都裂开了”。结果，我和朋友一起诌出的“诗”，女儿竟没看上，只起到一点启发作用，“看了你的，我自己就有词儿了！”

　　女儿说：“我的英文老师特别特别好，我很多事都跟他说，我们俩的两次长谈，我都差点哭出来。其实已经哭了，但没让眼泪流下来。”我的眼睛也发热———在国内，直至上高三，女儿竟从没有一次与老师长谈的愿望和机会……

　　有人会说：“你这算什么？给女儿做作业，这不是越俎代庖吗？”问题也许没有这么简单。我想，父母应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孩子的“学习伴侣”，可以互相讨论，可以指导孩子阅读，告诉他从哪里可能找到相关的资料，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可是，所有这些在国内教育中是“奢想”，孩子从来没有与我讨论过任何学习问题，因为只要狂背“标准答案”就足以应付考试。我也主动看过几次作文的题目，那些题目平庸且缺乏想象力，令我顿失“参与”热情，逃之夭夭。

　　女儿赴美只有短短3个月，变化很大。通过电子邮件，我开始领教什么是创造性教育，这比我看过的任何一本书都来得真切。“求援”邮件好久没有了，可我这个老爸，竟开始希望能接到这样的“求援”———这种“研究”，真是令人着迷的游戏！

　　“我以性命担保她行”

　　如果在几年前，你问我“了解自己的孩子吗”，我会斩钉截铁大言不惭地回答：“恐怕在20万个父亲中，你才能找到一个像我这么了解孩子的人！”说这样的大话是有根据的。在女儿的整个初中阶段，我们父女俩之间经常进行有趣的谈话，老谋深算的我，常使女儿惊讶地大叫：“怎么我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呀？

　　女儿进入高中后，我算是领教了什么叫“高考战车”。每天5点半，她就要起床，自己匆匆吃点东西，6点多就出门了。晚上，我们只有晚饭的十几分钟可以聊聊，吃完饭她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关门，做作业直至深夜。我和女儿从容谈话的时间急剧减少。

　　我渐渐感到“信息短缺”，以往“特别了解”女儿的信心开始动摇。事实上，除了议论一下每次测验考试的成绩，我们几乎来不及再聊点别的。在女儿上高二时，没有和我商量，她告诉我“要分文理科班了，我报了文科”。

　　我心头一震，心想“大事不好”，这意味着女儿对自己的理科前景作出了否定评价。

　　在理性上，我是坚决反对中学分什么“文”、“理”班的(我甚至认为大学本科阶段也应该是“通才教育”)，谁有权这么早就强迫一个孩子只能学什么呢？凭什么这么早就认定一个孩子不具有多种发展的可能呢？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对自己“适于”学什么作出正确判断呢？

　　我小心翼翼地问女儿：“你为什么这样选择呢？”女儿说：“老师说我没有数学脑子……”

　　这话让我怒火中烧，一个为人师者，怎么可以这样摧毁学生的自信呢？“再想想怎么样？我认为老师说得没有道理，你很正常，并没有偏科……”“你说没用，反正我得选一个！”我默然。

　　家长和学生，竟这样只能屈服于现存的教育制度而毫无反抗余地———哪怕它是如此荒唐！

　　我读过不少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深知“评价”和评价的方式在一个孩子成长中的作用。因此，哪怕孩子在某次考试中成绩不好，我也总是说：“这没关系，没准儿比全对还好，因为错过的东西印象更深！”但是我也感到，家长的鼓励对孩子的影响越来越小，因为你不“专业”、不“权威”，孩子做不出来的题，你通常也做不出来；你指导的作文，通常还会被判低分。

　　很明显，在学校里，老师对孩子的评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有时我深感恐惧：我几乎已经完全不了解女儿了———每天能和她有效相处的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她一天要在学校呆10个小时，要说“了解”，恐怕没有人能比老师更了解孩子了。可是很遗憾，无论是每学期一两次的家长会，还是学期结束时老师给孩子的评语，都丝毫不能增进家长对孩子的了解。我相信与我有同感的家长很多，那家长会实际上就是“动员会”，动员家长与学校一起来给学生施加压力，无论哪一科的老师讲话，都是形势多么多么“严峻”，希望家长“督促、督促、督促”———每次家长会后，都有几个悲惨地被点名留下的男人女人，那笃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每个学期结束后，成绩单上照例有老师的评语，本来这是一个使家长了解孩子的大好机会，可惜，每次都是那寥寥二三十个字，几乎是年年相同的套话———两三个词儿的优点和两三个词儿的缺点———有一次的评语绝对是学生的字体，看来老师自己根本就没有写评语的兴趣，干脆让学生干部代劳了。

　　有一次女儿回家后很不情愿地告诉我，班主任老师让你晚上10点钟给她打电话。我诚惶诚恐地掐着表准点打过去，不出所料，那是一大堆“必须及时改正”的缺点！———老师大义凛然，刀刀见血，听得我头皮直发麻！

　　女儿问“老师说我什么了”，我犹豫了一下，“嗯，没什么了不起……”考虑到老师对家长说话多少还会客气一点，我难以想象这些话当面对女儿说出来时是个什么气势，我不能再雪上加霜。

　　尽管我对女儿很有信心，觉得她是一个心智很正常的孩子，品行也没有什么必须矫正的缺陷，但她的理科成绩确实有江河日下的趋势，老师对女儿的评价开始影响我，“也许女儿真是缺乏理科方面的才能？”“也许她真是缺乏逻辑思维能力？”“也许她学习真的不够努力？”我自己都能感到在给女儿打气时有些言不由衷了。

　　终于有一天，女儿迟疑地对我说：“爸，我厌学了……”

　　“是吗？”我沉默无语，内心涌起一片可怕的绝望。我明白错不在女儿，是什么让她苦苦挣扎到高三，却突然丧失了自信和学习兴趣？！她曾是一个多么快乐和不甘人后的女孩儿呀……

　　所有这些，大概就是当有可能脱离这种教育的机会来临时，我和女儿都没有犹豫的原因。

　　几乎丧失了学习自信的女儿，在美国会怎么样呢？她在陌生的英语教育环境中将遇到巨大困难，这是我可以想见的，也许她一开始就会沦为班上成绩最差的一名，美国老师会对这样的学生作何评价呢？我简直不敢想下去，并且做好了女儿再上两年高中的思想准备。

　　仿佛在验证我的预计一样，进入美国高中没两天，女儿就在邮件中告诉我，“大量的单词听不懂，所有的计算、作图都用计算机，我都不会……”第一次美国历史课考试女儿竟得了个“F”。我心情沉重，但别无退路，“这是正常的适应期，你一定会挺过去的！”听天由命吧！

　　不久，似乎奇迹发生了。女儿那边好消息不断传来，“突破”先从法语开始，女儿首次得了满分！女儿说，一次法语课，有别的老师进来找我们的老师，我们老师正忙着，她就跟我聊了两句，我们老师过来以后说“她刚从中国来”。那个老师说“我知道”。我们老师又说“刚来，法语就已经得100了”。那个老师感叹：“Jesus(耶稣呀)！”这声惊叹让女儿心花怒放。

　　很快，她的化学又开始频频获满分。女儿给我的信写道：今天化学考试又得了100。老师判完了卷子以后，拿给别的老师看，然后说：“班里没别人这样，这都能当标准答卷了。”正好有别的班的人来问问题，他就跟那人说：“问Stephanie(斯蒂芬)，她什么都知道。”

　　女儿的每次邮件，都要写几句老师对她的评价。让我惊奇的是，这些评价无一例外是赞扬，而且往往是在全班同学面前大声地赞扬，“你们要努力呀，否则将来你们都要给斯蒂芬打工去了”等等，女儿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这些赞扬有点像兴奋剂，不知为什么，女儿开始自信得让我感到陌生，一些我原来并未发现的特质似乎开始呈现。我不大有把握有资格“指导”她了。

　　果然，3个月过去，女儿不经我同意，干脆地告诉我“准备今年就申请大学”，她甚至已经试着考了一次“托福”。我愣了一会儿，觉得女儿有点好高骛远，“托福”能考个四五百分就了不起了，她什么时候见过这个世面呀！

　　不久，成绩出来了，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她竟考了600多分。这个成绩申请美国大学富富有余。

　　女儿真的开始申请大学了。她告诉我其中一个必要程序是中学老师的推荐信。与中国的“一考定终身”完全不同，美国对申请入大学的学生采用复合评价，不仅要看你“大学入学资格考试”(SAT)的成绩如何，你平时的成绩也占一定的比例，还要看你有什么特长，甚至做过多少时间的社会公益工作，中学老师的评价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我大大地担心起来，以往国内老师对女儿的评价言犹在耳，刚刚在美国学校里呆了几个月，美国老师怎么可能了解一个中国孩子呢？

　　女儿似乎忘了这件事。其后一段时间的邮件里，她绝口不提老师的评价是什么。我想糟了，美国是个信用社会，老师向大学推荐学生关系到自己的声誉，绝不会像中国人通常认为的是个“人情”，拣好话说就是了。也许，美国老师是否愿意推荐女儿都是个问题———女儿不提，我也不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