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靖华今年69岁，办了退休手续，还不时去研究院工作。近日，在办公室，王靖华讲述了当年作为首批赴美学者的经历。

　　●考试有点像托福

　　1978年秋季的一天，正在中科院图书馆里查阅资料的王靖华得到通知，他通过了当年9月参加的国家外语考试， 将在年底前去美国。

　　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对王靖华来讲，既是好消息，又是个难题。作为研究人员，能够出国了解国际同行的最新进展，当然是他的心愿。但是，他已经38岁，膝下有了两个女儿，小的才1岁多，大的不过5岁，家中老人又不能来帮忙照顾，王靖华这一走，同在中科院工作的妻子实在忙不过来。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把小女儿寄养在朋友家中。“当然不舍得，可是也没有办法。”王靖华说。他后来才知道，两年后大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天，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因为妈妈要送小女儿上托儿所。好在生活上的困难都克服了，王靖华对当年能得到难得的赴美进修机会非常珍惜和感激。

　　王靖华1940年1月生于云南曲靖，中学毕业于北京第26中，后考入中国科技大学，1963年毕业。他在大学学了4年俄语，只学了1年英语，好在毕业后在中科院最初的几年读了些英文文献，有了一些英语底子。但这回考试和以前不同，有点像考托福。“过去在大学里考英语，通常只有几道中英互译试题，这次则有满满几大张包括选择题在内各种题型的试题，题量很大，许多参加考试者都有时间不够用的感觉。”王靖华说。

　　在他印象中，凡是1963年至1965年间毕业的研究人员，都可自愿报名参考，所里大约去了20多人。“这一点与‘文革’期间出国均有严格政审不一样。”王靖华说，虽然第一批只走了包括他在内的两个人，所里其他人此后也陆续得到了出国进修的机会。

　　临行前，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会见了访问学者们。王靖华记得，方毅当时讲了1个多小时，其中有两条给他印象很深，一是方毅说，你们到了国外，生活上有困难，要自己主动反映；二是说，希望大家都能学成归国，毕竟国内有“铁饭碗”，生活是有保障的。 

　　●初出国门几多甘苦

　　来美国，王靖华到纽约大学柯郎数学研究所学习，和张恭庆、应隆安同住在纽约市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里。

　　刚开始，国家对留学生在国外的管理在不断探索中，各种政策不断调整。王靖华记得，起初国家实行伙食费实报实销制度，每月每人除了25美元的生活补助外，把房租、食物的交费单据或购物小票，用信封装好寄到大使馆报销。后来留学人员越来越多，每月光统计票据对使馆来说就极其繁复琐碎，于是，改成除房租外每月每人100多美元的包月制，此后又改成连房租在一起的包月制。

　　再说通信，最初中美之间不通邮，国内家信先寄到外交部，最后才辗转到王靖华手上，这一趟下来，一封信可能要等上几个星期才能收到。有些通信频繁的人，上一封信还未收到，下一封信又已寄出了。

　　来到美国，什么事情都得自己操办，为了省钱，他们经常合伙做饭，这些大男人都学会了做基本的饭菜。不过，在美国的生活水平比国内要高些。王靖华记得，初到我驻美联络处看到早餐喝稀饭时白糖可以随便加，一时很是惊讶，因为当时在国内白糖可是紧俏商品，凭票供应。

　　王靖华回忆说，和所有初出国的人一样，大家都希望能带一些当时国内还很少有的电器回家。但是，美国的电视机制式和国内不通用，所以要买电视，得先从香港订货运到美国，然后再带回国内。王靖华回国的时候，带了一台18英寸彩电和一台两个喇叭的收录机，都是当时很少见的新鲜货。

　　随着他们出国，国家的留学生管理逐渐开放。初到美国，中国驻美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就告诉他们，现在出门可以不必“两人同行”了。“这是一个重大变化，要在过去可不行。”王靖华说，因为有了这一条，他在留学期间参加了许多聚会、参观等。

　　“不过，我们在美国学习、研究是相当刻苦的。作为访问学者，没有课程、考分的硬性规定，但是每个人都非常努力，因为国家送我们出国不容易，如果不能学到新知识，自己会觉得有愧于祖国。”王靖华说，他主要是在办公室、图书馆做研究，听一些讲座和研究生课程，另一个常去的地方是纽约第五大街著名的Barnes & Noble书店，他在那里买的几本工具书，至今还在书橱里。

　　岁月荏苒，如今，王靖华的大女儿到国外读书后留下工作了，出国留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王靖华看来，当年首次赴美留学，不仅是他个人难忘的人生经历，更是一代人的难忘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