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海归”，她辞去了外企的工作，当起了小小的居委会主任。留学时，她受到过当地社工的热情帮助，并学到了一整套社区工作的理念。如今，她试图把这种理念引入中国的社区，却遭遇了不小尴尬，甚至不得不“妥协”——

　　在许多居民眼里，张靖更像个外企的女白领。上班前，她总是涂上精致的口红，穿上黑白套装，再戴上名牌的手表和首饰。

　　但是，当选居委会主任以后，她还得再戴上显眼的“治安巡逻”红袖章，才与这所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红砖瓦社区协调起来。

　　作为居委会主任，这名40岁的时尚女人，每天都在和鸡毛蒜皮的事打交道。铁道部第三住宅区所有的大小事全归她管。比如给居民发放防疫手册，制作“爱护社区、人人有责”的海报，或者劝慰被失业的儿子气得直哭的老太太。

　　作为一名“海归”，她深知这份中国特色的“社工”工作，与自己在国外学到的完全不同。

　　半年前，张靖当选这个社区的居委会主任。778名投票者中，有747名把票投给了她。从那一刻起，这名女“海归”所做的一切，就是把自己在日本读书时接触到的社工理念，引入到中国的社区里来。

　　在日本拓殖大学读书时，张靖亲身体会过当地社工组织的有效。那是1997年，这个已经在北京某大国企工作了7年的娇娇女，为了追随老公，辞职来到日本留学。在那里，她经历了“从云端到地狱”的日子，生活艰苦，打工1小时才能赚49元人民币。每天回家她都对丈夫抹眼泪。

　　是当地一个社工组织帮助了她。这个名叫“公民馆”的社工组织，致力于帮助初来乍到的外国人习惯当地生活。逢年过节，公民馆的社工们还组织外国、本地居民一起包饺子、吃月饼。在日本，几乎每个县城都有类似的组织。

　　与张靖配对的社工是一个姓藤原的日本女人。藤原来自一个富裕家庭，每天的生活无非是浇浇花、喂喂鱼。她与其他公民馆的社工一样，都是响应政府号召，自发报名、免费服务的。每个周末，藤原都会不厌其烦教授张靖简单的日语，还告诉张靖该怎么穿和服，怎么做日本点心。

　　偶尔，张靖还会收到藤原女士带来的小礼物，画着可爱的笑脸。在她的帮助下，这个娇气的中国女人很快走出阴影，适应了当地生活。

　　这一切让张靖念念不忘。2003年，她回到土生土长的北京参加工作，眼前的一切让她无法忍受。居民们都忙着炫耀家里有几套房，可是小区里的垃圾箱盖子丢了，几个月也没人修。邻里之间冷冰冰的，形同陌路，甚至彼此为一点小事，能打得头破血流。

　　对比日本的社工组织，张靖觉得中国的居委会制度很不完善，如果“每个人都去当社工，扎扎实实做一点事情”，就会好很多。

　　这个念头在她脑子里挥之不去。2006年，张靖干脆辞去外企工作，决心“只做一个社工”。

　　经过笔试、面试，她获得了一张北京市社区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然后，按照分配来到月坛街道办事处属下的这个社区工作站，负责“社区宣传”，也就是贴贴海报、看看网站。

　　居委会来了个“海归”，这一下子引起很多人的好奇，不时有人来探听她的消息。而朋友们也不理解她，嫌她的选择是“有毛病”。

　　她发现，很难向周围的人解释“社工”这个词的准确含义，人们对此都很陌生。到了后来，再有人问，她换了个中国式的回答：“在社区工作，可以照顾家庭。”

　　在办公室待了两年，她几乎认识了这个社区的每一个人。半年前，社区居委会改选，她成功当选为居委会主任。

　　她搬进拥挤的办公室，并开始认真践行自己在异国他乡接受的“社工”理念。这是由100平方米的民房隔成的4个办公室中一间，每个屋子里，都挤得满满当当，三四张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

　　“日本的社工，就是不端着，主动上门来跟我们交流的。”于是，她一上任，就开始四处推销“社区的认同感”。每天，她先做好功课，了解居民的生活情况，然后按计划上门探访。

　　而在日本认识的社工森山老师也成了她的榜样。森山每个休息日都要来公民馆免费教日语，风雨无阻。每当外国居民对他表示感谢时，森山总会立正、鞠躬，严肃地说：“一切为了社区更美好。”张靖则坚持每天给行动不便的老人送报纸。从6号楼到29号楼，她一户也不落。

　　偶尔，这些付出会有回报。社区里有位老太太，对居委会工作挺有意见。于是，张靖没事就会带着报纸去串串门，偶尔说说日本的新鲜事，“把自己当成她的闺女”。最后，老太太居然成了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

　　不过，张靖很快发现，居民们并不是把她当作一个合格的社工，而是把她当成一个合格的“居委会主任”。“别的居委会主任哪管这事儿啊？”拿到报纸的大妈会这样感慨。

　　“管我们的领导，人可好了。”小区里的人也习惯这么称赞她。

　　这个满腔抱负的新“领导”很快发现，她的“先进方式”一旦落到具体事情上，立即就“和传统的居委会主任并无二样”。

　　社区里，有一个包子铺，每天早上开张的噪音总是影响到居民的睡眠。于是，张靖上门调解，又是苦口婆心的“安慰”，又是声嘶力竭的“讲道理”，结果依旧“吃力不讨好”。

　　还有一次，一家住户装修，把垃圾扔在一楼楼道边上。直到一楼居民终于感到“气味难闻”，这堆长时间无人过问的垃圾，才“引起了注意”。最后，她又不得不亲自出马。

　　这些事情，都让她想起自己在日本社区的见闻。那里几乎人人都愿意当社工，即使分类垃圾箱掉了块漆，都有人管，何况是装修垃圾。

　　她心里揣着一大堆听来的社工理念。比如，她觉得居委会的工作并不能“仅仅当成一份每月几百块薪水的工作”。相反，没有经济压力、拥有爱心的免费社工才是社区服务最好的帮手。

　　然而，她也逐渐意识到，这并不符合中国社区发展的现状。把老外的社工放到邻里矛盾多发的中国社区，只怕也会手足无措。

　　社区里一个老大爷，由于卫生间的排气扇问题，和邻居闹得不可开交，给居委会连续打无数个电话。张靖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经常绞尽脑汁，也不能说服骂红了眼的矛盾双方，“很少有人主动让步的”。

　　偶尔，她会怀念日本整洁、优雅的社区氛围。平时，邻居们见面都会互相鞠躬，还会一起出去野炊。新搬来的业主往往会给隔壁、楼上、楼下的住户们送送毛巾、和亲手做的草莓蛋糕。

　　但是，回到中国的生活里来，这个中分卷发、带着小资情调的女人，仍然得接受自己“居委会主任”这个现实无比的身份。

　　一开始，她甚至有个宏伟的抱负。在日本的时候，她发现当地的基层管理体制很特殊，既有自发的社工组织，又有选举而成的自治委员会，成为社区建设的两支中坚力量。

　　她曾想仿效这一点：在中国也把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分家，在基层管理机构之外建立中国式的社工组织。

　　但这个想法暂时被搁置了。尽管才短短半年，这位“海归”居委会主任已经饱受现实的磨炼。她觉得，这主意“违背了现实的社会规律，触及了很多人的利益”。

　　她把心思放在更细小的事情上。比如吸收回国人员来居委会做社工，免费给小区里的居民做文化讲座，给小孩子当外语家教。她还计划过，给社区居民开设日语班，免费教学。不过，这些目前还停留在脑子里，没来得及实施。

　　半年之前雄心万丈的她，已经学会把许多大道理偷偷藏在心里。不过，她不觉得这是自己的“妥协”，她觉得“这叫做适应环境，只有适应了环境，遵循客观规律，才能把工作做好”。就连印名片这样的小事，她也考虑半天，拒绝了，理由是，“在集体里不好突出个人”。

　　如今，张靖不再开口闭口提“社工”这个概念，也不再反复提及她的理念。相反，她下决心让自己获得“居委会大妈的心态”。以往颇有点清高的办公室女郎，如今在社区里见到人，总是很主动地上前喊大叔、大妈、大姐，嘴甜得很。

　　这名“海归”居委会主任，正变得越来越本土化。不过，她忍不住悄悄透露，她还在计划一套新型的方法，但毕竟上任时间短，“不能承诺什么”，要等到时机成熟，才能探索出一条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