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念教授是上海人,儒雅而严谨。给他打通电话后,他准备好了所有采访资料等待我的来访,向我这个后辈耐心地讲述了1978年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公派赴美访问学者之一的经历。
从赴法到赴美
“1978年我的确计划出国,但不是去美国,而是去法国。”黄永念说。
1939年出生的黄永念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并在大学五年级被周培源教授挑中进入湍流研究小组,从此开始了他在这一领域毕生的研究。他在专业领域的才华令周培源教授刮目相看。在校期间,他所撰写的本科生毕业论文,由周培源带到1963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流体力学大会上宣讲,获得好评。1966年,黄永念刚从北京大兴农村结束“四清”,回校正待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文革”开始了,他连论文都没来得及写完,就被作为“处理品”发落浙江省,在第20军军垦农场呆了两年,又被分到宁波渔船修造厂当了一名钳工。
周培源对这个得意弟子念念不忘,叮嘱他无论到哪里都不能放弃湍流研究,同时要求他经常通信联系。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第一个美籍华人代表团要来中国参观访问,其中包括著名华人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林家翘,他的专业正是流体力学。周培源趁此机会,帮助黄永念调回北京大学协助学术交流。“也算是沾了美籍华人的光,我仅仅用了几周时间就调进北京,成了全国第一个从地方调到中央的人。”黄永念笑言。
1978年夏,出国留学政策已定,周培源安排黄永念去湍流研究领域先进的法国学习,连学校都想好了,是尼斯大学。在大学学过俄文和德文的黄永念开始学法文。不久,国家首批公派留学生选拔开始,周培源让黄永念去试试。
“我在上海一个教会办的彼德小学只学过3年英文,此后再没接触过,大学研究生考试的英文成绩也很差,为此还被周老批评过。这次出国考英文,实在心里没底。好在到底通过了考试,看来我与美国还真有点缘分。”黄永念说。
学术论文在国际会议上宣讲
黄永念回忆:“从头一天到美国,大家就被媒体包围了,一些活动细节被详细报道。有一回,我们一些学者在商店见到当时国内还少见的尼龙袜,多看了几眼,就被媒体拍下来,还登在报纸上。平时上街时,有人会走上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乘公交车时,也有人主动拿着字典帮我们学英文。”
“我们出席了卡特夫人举办的招待会,她的秘书专门准备了一条金项链作为礼物,我们中有一位幸运地得到了这条象征友好的项链。”黄永念说。
由于在国内与林家翘教授交流过,黄永念和来自北大的岳曾元很快被推荐到林教授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做应用数学方向的访问学者。
黄永念说:“麻省理工学院对学者的要求很高,曾对我们这批中国人的水平表示怀疑,认为我们不够访问学者的资格。我们当时都憋着一口气,个个非常努力,要用成绩让美国人服气。”他回忆说,大家经常做研究到深夜才回去休息,当地治安不算好,有时会遇到在街头闲逛的不良人等。有一次,他们中的一位被人拦住要钱。科学家没有带钱,结果被一顿老拳把眼镜都打碎了。后来大家学乖了,晚归时常装些零钱当“买路钱”!
克服了最初的语言关,黄永念发现在湍流这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上,国内外差距其实并不大,差距主要在信息占有和研究动态方面。在国内,他们交流研究信息主要通过看学术杂志。但在美国,差不多每周都有学术讨论会,及时获取学术信息。另外研究设备差距太大。在国内做计算主要通过纸和笔,北大虽然也有一台公用电子计算机,但运行速度和计算能力与麻省理工学院的电子计算机完全不能比,在国内有时需要花半年才能得出的计算数据,在这里可能1个多月就出来了。
黄永念在美国买了许多书。因为新书太贵,他找出了省钱的窍门,那就是买旧书旧杂志和简装书。每过一段时间,学校图书馆会处理一批,非常便宜,他就拿着大袋子去买。由于买的书太多,回国时黄永念寄回了几箱书,回国后去邮局取书,发现书已经被装成了好几大麻袋。
作为首批公派访问学者,国家对这批人的许多待遇都在摸索中。比如津贴问题,他们作为访问学者帮校方做一些研究,按常例校方是要给一定津贴的,但是大使馆不让拿,后来这些政策慢慢放开了。
1980年8月,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了第15届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联合会大会。之前,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培源即赴美和黄永念商讨湍流研究的论文。在这次大会上,周培源代表两人向大会作了学术报告,这篇论文后来还被周培源带到在印度举行的第一届亚洲流体力学大会上宣讲,均取得了很好反响。
1981年,黄永念如期回国,在北大力学系开设了先进的摄动理论和混沌理论课,为湍流这个日后应用范围极广的应用数学专业方向培养了许多人才。他所在的北京大学力学系在上世纪90年代被国家科委批准成立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后来,1988年和1998年,黄永念又两赴美国,不过当年初到时受到的殊遇已经没有了。“那时我们是第一批,是里程碑式的跨越,关心中国的美国人自然把目光对准了我们。现在,有很多渠道可以了解中国,常态化的待遇正是进步的表现。”黄永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