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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80年代留学时闹出的笑话(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9月18日 11:22   新浪教育

本文选自《江树人》的博客,点击查看博客原文

1982年10月于德国歌德学院
1982年10月于德国歌德学院

  1982年10月至1983年元月我在德国Prien歌德学院学习德语四个月。当时德国境内共有16家歌德学院分院。到歌德学院前,我想象中它一定拥有一个美丽的校园和各种齐全的设施。但是,报到后展现在我面前的学校让我大失所望,它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大学。它没有校园,只有一栋建筑面积仅几百平方米的带地下室的三层教室小楼,地下室用于早餐和集体活动。全校学生仅150人左右,教职工不到10人。在离学校几里路外的一个小山坡上有个不大的的歌德学院宿舍区,只能收住三、四十人,大部分学生租住在居民家中。学校的宿舍分单人间和双人间。住单人间需多交40马克房租/月。歌德学院没有真正的食堂,但学校规定从周一至周五学生在地下室集体用早餐。早餐是自助形式,供应面包、黄油、果酱、肉肠、牛奶、咖啡和各种果汁饮料等,很丰盛。学校安排集体早餐是为了为学生们提供一个语言交流机会,所以早餐时老师最不愿看到各个国家的同学聚在一起用母语交谈。

从宿舍去歌德学院途中
从宿舍去歌德学院途中

  我所在的歌德学院设有初级班和中级班,初级和中级班又各分一、二、三级。学校通过入学摸底考试对学生进行分班,两个月为一个学期。期末考试合格可升一级。我因出国前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了四个月德语,入学后被编到初级班二级,两个月后,我因成绩优秀学校安排我跳过初级班三级和中级班一级,直接升入中级班二级。歌德学院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职业背景各不相同。在此学习时间长短也不一样,学生的流动性很大,有些人只学两个月就离去了。据说,歌德学院教师的流动性也很大。

歌德学院第一期(1982.10-1982.11)同班同学与老师(前左五)合影(1982.11)
歌德学院第一期(1982.10-1982.11)同班同学与老师(前左五)合影(1982.11)

  歌德学院的教学方式比较特殊。每个班大约15-20个学生,但任课的老师只有一位。课文与单词的讲解、听力练习、写作课、批改家庭作业等全部一包到底。此外,班上课外活动也由这位老师负责组织。歌德学院的老师经常强调:学习语言不能仅靠课堂,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也是学习。为此,学校经常组织打球、滑冰、参观、郊游、听音乐会、去餐馆用餐等活动。逢有集体活动,学校鼓励大家参加,但不强求。参加这些集体活动一律自费,在德国很多收费场所对学生都很优惠,所以很便宜。比如,一个周末学校曾组织我们集体乘车去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听经典音乐会,每个人车费加门票一共才20马克。四个月语言学习期间我多次参加了诸如欣赏经典音乐会和爵士音乐会、滑冰、郊游、参观幕尼黑的奥林匹克体育场馆、博物馆和电视塔等集体活动,受益匪浅。

在歌德学院学习的中国男同胞聚餐(1982年摄,右起:孔庆山,王世杰,刘大有,萧惠来,江树人)
在歌德学院学习的中国男同胞聚餐(1982年摄,右起:孔庆山,王世杰,刘大有,萧惠来,江树人)

  在歌德学院学习的中国同胞都十分勤奋,每天早晨最早到教室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与来自欧美国家的人在语言学习方面相比,中国人的语法与写作水平往往较好。我的德语作文曾多次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宣读。但我们的听力远不及他们。这可能是语言差异所致。此外,中国同胞比较拘谨,不像外国人那么善于并主动为自己创造语言环境。

  1982年中国尚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工资水平普遍很低。在国外学习的中国同胞为了回国时能买回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八大件,生活非常节俭。学校组织的自费活动他们基本不参加。语言学习期间,歌德学院每周发给每人五张餐卷。餐卷每张面值8马克,可持卷到餐馆用餐,也可到超市购物。若在餐馆用餐,一张卷的面值只够吃个炒饭,而在超市却可买回大约一周的食品。所以中国同胞很少去餐馆用餐,而是自己做饭。还用节约下来的餐卷去超市买点价值壹、两个马克,甚至几十分尼的小物品,剩余面值可换回现金。由于中国人常用这一办法兑换现金,这一现象很快被超市人员觉察并立即采取了对策,用餐卷购物后的剩余面值不再兑付现金,而是给回一张写有剩余钱数的纸条,作为下次继续在此消费的代用卷。超市的这一招很绝,否则超市岂不成了为持卷不消费者无偿兑换现金的银行了!

  经历了十年“文革”“,我们第一次走出国门,周围的一切对我们既新鲜,又陌生。有时还很不适应。所以常会发生一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事情。比如,歌德学院每个学期末都要举行一次联欢会,师生们聚在地下室里自娱自乐。节目并非事先安排,形式灵活。来自世界上4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学生中有些人其实并非能歌善舞者,但他们愿意主动站出来献艺以活跃气氛。逢此场合,中国同胞的表现往往与众不同。四个月学习期间,我参加过两次联欢会。每次我们几位中国人都挤坐在一个角落,没有人愿意主动上场表演,甚至连集体跳迪斯科也不参与。也舍不得花钱买啤酒和其它饮料,成了联欢会上地地道道的,干坐的旁观者。老师和同学曾不解地问我们:你们在中国不跳舞?!我们只好尴尬地回答:我们不会跳舞。还有些事今天看来更是可笑,当时在歌德学院学习德语的有位韩国电视台的记者金先生,因同为亚洲人又是邻国,他对我们中国人很友好,但一开始我们总担心他主动接触我们会不会是别有用心。还有位台湾同胞听说我们看不到中文报纸,便主动把他看过的台湾“中央日报”送到我们宿舍,这事让那位与我同住一屋的共产党员同胞犯了难,不便拒绝,想看又害怕!经与我商量后决定,把门从里面锁上两人在屋里偷着看,唯恐被其他中国同胞知道。报纸看完后装入一个塑料袋中,乘别人不注意时扔到室外垃圾箱中。

  歌德学院的四个月是我到达德国后的最初阶段,今天回忆起来,虽然遇到过尴尬,也有过可笑的经历,但它依然是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美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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