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海外就业状况日下，许多留学人员归国“效命”，各地官方、半官方的海外人才招聘团，也先后远赴美国、加拿大等国，打响“人才争夺战”。

　　一年过去了。期间，中国引进了很多“海归”人才，但也出现一个突出的问题：这就是“存活率”低下。近日，美国一家高管评估机构——罗盛咨询公司通过调查发现：从美国回流中国的人才，“存活率”不到50%，有相当一批经理人在加入企业6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选择了离开。

　　自去年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开始，中国各地官方、半官方的海外人才招聘团，先后远赴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展开“人才争夺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一些政府、高校、企业不断采取新的政策和措施保障“海归”的科研、教学、生活，但仍有一大半“海归”难以“存活”。部分“海归”甚至感叹，怎么在国外还算有点成就，到国内就难有作为了呢？

　　近日，哈佛大学瓦德瓦教授也发出类似的感叹。他在其主持的考夫曼基金会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说：“在我的研究中，我注意到，中国的研发和创新部门非常依赖回国留学人员，但他们似乎没有准备好去接受风险和挑战传统。在美国的中国人贡献了16.8%的美国专利，而这些中国人的数量不及美国人口的1%。为什么中国人在中国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功？为什么回国人员比本土人才更有创造力？这些可能便是中国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不善于填表格”

　　回来三年了，还没有太突出的科研成绩可言，这让留学德国并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的曲斌颇感踌躇。“总感觉生活不是很有劲，有些东西想做却做不起来。”

　　三年前，满怀一腔报国热情，在德国留学并工作了八年的曲斌回到祖国，在上海一所大学安营扎寨。“学校给的待遇也不错，从科研经费到办公场地都有所保障，买房也有优惠，从这些方面来说还是可以的。”但是，也许是和国外的经历相比，曲斌还是感到了诸多有待改善的地方。

　　曲斌说，在德国时，很多事务性的工作都有教研室的专门的行政秘书去做，作为研究者，主要精力都放在课题上。但回到国内后，他发现要面对大量的表格，申请课题、教学检查、课题结题等，总感觉没完没了。“我不善于填表格，填表要用的套话、空话也不会，真是很头疼。”

　　更让曲斌困惑的是，他想聘一个专职的行政秘书也不行。后来他才打听明白，在国内，一般的教授是没有这个特权的，除非是一些引进的“大牌”教授、达到院士级别或类似高层次的人才，要不就是实验室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配备行政秘书。“因为牵涉到编制等问题，后来也就不再想这件事了。”

　　然而，除了这样的事务性工作让曲斌闹心，在科研经费上也让他感到颇多束缚。目前曲斌的科研经费并不是很高，基本上处于一种够用的状态，但是，“要实现自己的想法或者预期目标比较困难，因为有些实验条件和大型的实验设备达不到要求，想买又没有足够的经费”。而曲斌现在手头上的经费虽然不是很多，但花起来也不容易，“有很多限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除了这些，曲斌感慨：“在国外，生活环境不错，生活有规矩可循。回到国内后感觉风格易变，要适应这种环境很难。但要有所作为，似乎又不得不适应这种环境。”

　　“‘海归’要做聪明人”

　　“我身边有不少与我年龄相仿的‘海归’朋友，聊到创业，很多人表示，最影响他们创业心态的，还是家庭。”

　　说上述话的人名叫柯向楠，20年前赴葡萄牙留学，现在已是常州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总裁。谈起回国创业，他动情地说：“老一辈的留学生，在海外的生活比较优越，有事业，有房子，有车子，却并不一定感到幸福。在我所接触到的留学生圈子里，80%的人希望回来，中国人‘寻根’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与生俱来的。”而说到创业中遭遇的困境，他表示，只有生活上适应了，心态才能放平，调整好了心态，创业才能有保证。对于比较年长的“海归”来说，回国创业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其实是生活。

　　柯向楠惋惜地说，“一些老‘海归’虽然自己回国了，但家还没有完全回来，老婆孩子都在国外，形单影只的孤独导致他们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更容易打退堂鼓。‘海归’创业的物质支持不可少，精神支柱更加不可或缺，它们一个是支架，一个是灵魂。归国人员的家庭安置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此外，有些海归由于旅居海外多年，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渐渐淡化，创业时容易陷入偏离市场需求并与国情相悖的尴尬境地，往往成为创业过程中的硬伤。而无法融入现代中国的文化氛围，不会处理身边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则是“海归”创业者的另一种隐痛，导致“存活率”不高。

　　“‘海归’要做聪明人，回国后要快速适应这里的氛围，学会跟团队成员打交道，跟工人打交道，跟市场打交道，跟政府打交道，还要跟媒体打交道……不能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的‘海归’，是‘活’不下去的。”柯向楠坦言。

　　夭折在襁褓中

　　目前，不少开发区、高新区甚至大学纷纷推出留学生创业园，但由于缺乏一整套科学的项目评估机制和有效的融资渠道，结果造成很多“海归企业”存活率不高，不少处于艰难挣扎状态。

　　2006年回国、曾在苏州工业园区创建过一家光电系统有限公司的德国“海归”陈秉然，在创业3年之后黯然离去。之所以如此，融资难是主要原因。陈秉然接受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说，“我的企业是一个可以做到两个亿的大企业。然而，需要资金投入，却借贷无门。目前想在国内贷款500万元都难上加难。”

　　确实，在中国，像陈秉然这样苦于借贷无门的“海归企业”很多。由于得不到相关部门的及时补给，在襁褓中它们就夭折了。

　　在使用海外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方面，中国采取了鼓励甚至宽容的态度。由于留学生的知识和才能对中国的科学、教育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具有国外永久居留权甚至外国国籍的专业人士和学者都受到热烈欢迎。中国还开始向在华工作和经商的外籍华人颁发永久居留证，让他们享有申请创业基金、孩子接受教育、购买房产、社会福利等国民待遇。

　　但是，这些政策往往还都不具普遍性及延续性。

　　可以说，一方面，中国大力吸引“海归”，另一方面，在“海归”扶持方面又存在一些不如人意之处。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段祺华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首先，应该在各级政府设立专门为海外归国人员服务的协调机构，切实维护“海归”人员的合法权益。帮助解决“海归”人员在日常生活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由协调机构负责建立统一、权威、便利、高效、信息丰富准确的海外归国人才综合性信息数据库。在优惠政策、就业指导、技术发展等多个方面向“海归”们提供其所需的信息，同时也为国内企业提供“海归”人才信息库，力求做到双赢；其次，对于现有的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要及时废除，制定出与国际接轨的考核评价体系和选拔任用机制，逐步打破身份、户籍、学历限制，消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营造人才进出无限制、“零障碍”的流动环境，充分实现“海归”的人才价值。

　　不能在引进来的时候，胡乱允诺，引来以后，“成为自己人”了，就不再重视了。制度建设比信口允诺更有利于人才的回归。或许，建立一个系统的、完善的留学人员回国政策，将会对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乃至顺利实施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