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张宇东》的博客，点击查看博客原文

　　南开大学本科毕业，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后，曾在世界顶尖学术杂志《Science》上发表论文；归国“找不到”工作，“被迫”在农贸市场摆地摊，每天靠煮土豆、红薯充饥，露宿街头数月，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被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收容——这两段看似“不相干”的人生经历都发生在留美博士后孙爱武身上。从今年8月至今，孙爱武一直“蜗居”在北京海淀的一处农贸市场摆摊。 (11月19日 《 武汉晚报 》)

　　这个消息无疑具有吸引眼球的一切噱头，即使在海归的生存状态的确不如前些年红火并且在观念中慢慢沦落为海待，也不妨碍一个在《Science》上发过文章的名校博士后摆地摊这种强烈的落差给我们造成的冲击。密歇根大学，顶级学术杂志，找不到工作，露宿街头数月，如果不是现实的发生，显然是不太好把这些字眼联系在一起的。而孙博后现在确实以这样一种艰难的方式苟活，让人唏嘘不已。

　　其实，众人的视角总是不一样的，有人指责他没有作为男人的责任感，抛家别子却不希图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也有人说他冥顽不灵眼高手低，在如此落魄的时候还要说出“年薪15万美元”这种类似于痴人说梦的话。当然，我们从孙博后的经历中不乏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现象的确如此，靠煮土豆红薯，孩子被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收容，一个而立之年的男人，没有负担起家庭和子女所赋予的应有义务，这当然值得抨击，而拥有这种遭遇也当然值得同情。

　　但是，我们或许可以想得更远一些。学术上的成绩和造诣恐怕是不容诋毁和贬斥的，孙博后在美国八年，在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这就足够说明他的成就。他是公认的人才，在回国之后却沦落到如此境地，我们或许可以仔细揣摩个中的缘由。媒体的报道中，都有这样一种颇带嘲弄的语气：他归国之后，从来不投简历，也不主动去找助理和翻译的工作，反而说那是大材小用打发叫花子。很多人也以这个原因来作为定义他“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理由——言下之意，就是说不管怎么厉害，还是应该降低身价，去踏踏实实找个工作养家糊口。

　　这种观念可能是值得推敲的。虽然说现在就业很困难，为就业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招聘会也好，投简历也罢。不管怎样，应当委身于用人单位，用找寻工作的真诚和不屈毅力来敲开那扇就业的门。这的确不假，但是对于如孙博后这样的人才，为什么一定需要如此死板的就业方式呢？且不说人家是国际顶尖国内紧缺的人才，即便是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也会有固有的清高和韧性。在国内官僚似管理的学术圈子，在以政绩考量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机构，在以人际关系为主攻课题的行政机关，哪里会容得下如此的清高和真正的学术气息。而真正需要人才的地方，又需要投简历笔试面试如此拖沓冗长的程序，对于一个从小侵润知识一心只图学问的人来讲，这些不必要的手续简直是对他们尊严的莫大亵渎。话说钱学森老先生在美国有了名气，我们拿被俘飞行员跟美国人换，孙博后虽然值不了5个师，但是换来一个稍有诚意的聘用和免去这些就业的手续可能还是绰绰有余的。

　　可能我们始终有这样一种难以更改的执拗观念，就是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唯有屈服安于制度的蹂躏才是安身立命的最好选择，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这的确不假，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也确是金玉良言。但是对于这些能够改变人类生活，能够在某些方面做出创造的人来讲，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用社会普遍的观念去强迫他们适应呢？爱因斯坦在瑞士专利局当小职员的时候，为了写《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常常上班矿工迟到早退开小差，主管没有去干涉他的思想，而是任由他做他的研究，最后他凭借这个拿了诺贝尔奖。多少伟大的大师被称作疯子和神经病，但是只要让他们有足以满足科研和思考的条件，他们就能有伟大的创造。作为一个十几亿人每年GDP增长率8%的大国，连一个这样的场所都找不到？或者连这点起码的宽容都没有？

　　龚自珍写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现在人才被“天公”降下来了，在他有限的生命里，得到的是我们如何的待遇呢？而且长此以往，天公还会“抖擞”，还会“不拘一格”么？话说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对于孙博后来说，他的伯乐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