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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所在大学一角。 王维佳 摄

　　来到德国半个多月后，我从别的中国留学[微博]生那里得知：我拿的语言签证，最长只能延签一年。换句话说，我必须在一年内申上德国大学，否则就要回国了。

　　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对我这个德语基础为零的人，怎么可能一年内过德语关还申请到大学？说得更精确点，我只有半年时间申请学校。德国绝大部分学校，都是冬季招生开学，而今年冬季的课程都已截止申请了，我只能尝试申请明年春季招生的学校。这样的学校不是没有，但凤毛麟角，我在语言上又没竞争优势。所以，我的成功率可想而知。

　　思及至此，我甚至有点后悔自己“莽撞”的出国行为了。

　　最后，还是聪慧的思诗给我指明了方向：我可以去申请一些用英语授课的硕士课程。于是，我便一边上德语课，一边开始备考托福[微博]。

　　一切还算顺利，12月中旬，我向德国南部城市因戈尔斯特一所大学的英语研究生课程递交了申请，并参加了托福考试。从考场出来的我有点沮丧，觉得自己考得很糟。我乘地铁到波茨坦广场，想一个人看场电影，最好看场悲剧，让我借势释放一下自己的郁闷心情。

　　这时，手机响了，是思诗，她也挂念着我今天的考试。她听出我声音里的哽咽，马上要过来和我到柏林的菀湖去玩。

　　菀湖是柏林富人聚居的地方，景美食佳 ，来柏林不到那里一游，实在可惜。我却感觉到“最后一游”的辛酸。

　　我来德国之前从没做过什么德国梦，到了德国后，唯一的梦想便是能在这一年里申请上大学。我从没想过要在这一年里饱览德国的大好河山、湖光堡影。不，这还不属于我的日程。而今天，我觉得自己离梦想破灭的距离陡然缩短了一程，现在反而有种要玩转柏林而后归的冲动。

　　是的，我不光要在签证到期前玩转柏林，还要玩转整个德国。我还要亲自到文化圣地魏玛去，再沿着伟大作家歌德走过的足迹，走遍图林根森林、哈尔茨山脉，寻找浮士德出没的地方。我还要亲自爬上哈尔茨最高峰，站在山顶上遥望广州的方向，告诉大翔我看到了歌德描写的风景：

　　看那树连着树，

　　从面前迅速推移，

　　山脊伛偻，

　　岩鼻长垂，

　　像在吹气和酣睡！

　　……

　　然后，我会重新回到广州。也许，我会听母亲的话，嫁一个这样的男人：老实，有房子，工作稳定。我能想到的最理想的生活是：有一份喜欢的工作，可以快乐地相夫教子，我的父母亲安心地享受天伦之乐，我和他们只是咫尺之遥。

　　“险象环生”的大学面试

　　春节前两周，我回到了父母身边。在母亲给最后一个花盆贴上红色剪贴年花时，我收到来自因城大学的邮件。信里说，我被邀请参加面试了！时间在大年初二！

　　于是，在万家灯火齐庆大除夕之时，我又告别了家人，独自踏上回德的航班。

　　面试室里，长长的会议桌上，我的对面坐着3位男主考官。中间那位已秃顶，可还留着一撇胡子。他左侧那位，四十开外，留着齐肩长发，帅气逼人，一副搞艺术的嬉皮士气质。他俩都端正地坐着。只有右边那位考官，一会儿站起来拿笔记本，一会儿拿着鼠标在电脑里翻腾。

　　我毕恭毕敬又不失风度地向他们问候，可心却脱兔般跳着，连脱下大衣的从容也突然失去了。

　　胡子考官率先发问，是有关一些营销学上的案例分析，我尽量语调轻松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很注意自己说话的速度和声音的响亮程度。鼠标先生让我阐述一下申请这个学位的动机，我觉得自己的回答虽不是完美无缺，但应该也还过得去。轮到嬉皮士，他甩了一下那头柔软的齐肩发，然后说出一个公式，请我解释一下。我却没听懂。他有点失望，在本子上记录了点什么。

　　我顿觉天地一片混沌，只是半小时的面试，身上的长大衣已把我捂出一身汗来了。

　　道别时，鼠标先生说，两周后我就能知道自己是否被录取。我却灰心地认为自己的梦该划上句号了。这两天里那一直跟随我在东西半球飘荡的希望，也许就要毁在这个帅得令人目瞪口呆的嬉皮士手里了。

　　日子按照它的速度静静流淌。面试后一周，我收到来自学校的邮件，我哆嗦着手点开，里面是大学发来的录取通知！

　　融入德国大学生活

　　我顺利进入了因城的这所大学，学校除了我，还有一名叫姜子的中国女孩，她是去年冬季入学的。她的住所是一幢座落在城北的米黄色老别墅，推门而入，恍若走进一座博物馆。门厅深棕色的木地板上，铺着一块彩纹地毯，墙壁上的一副风景油画恰如其分地诠释着老房子的历史。

　　这里住的都是交换学生，有来自印度、泰国的，有来自丹麦、挪威、荷兰的，都来完成为期半年的交换学习。晚餐时，灶台前只有我们几个亚洲学生要开火煮食，那些欧洲学生都是从冰箱里拿出香肠奶酪，再切几片黄瓜红椒就着面包片便开餐了。

　　姜子用电饭锅煮好饭，又手脚麻利地炒了鱼香茄子和芹菜土豆丝，她招呼我一起用餐。厨房里弥漫了刺鼻的咖哩味，泰国来的玲子正烹制她的泰式咖喱鸡饭。我在这个充满异国饭香的小厨房里，听着不同口音的英语，津津有味地享用着在因城的第一顿晚餐。

　　学校常在周末为外国学生组织一些到附近城市游览的活动。

　　学生会的阿美莉是个腼腆的德国女子，几乎每次出游她都会陪着我们。从买票上车到当义务导游给我们解说，她都非常卖力。但她从来不善与我们打成一团嬉笑。

　　在一次去纽伦堡的旅途里，她安静地坐在我旁边，那份从容的安静让我不知该如何开口和她说话。姜子曾说，在德国一年多了，还没交往过一个同龄的德国朋友，因为德国学生真的不愿轻易接受一个外国朋友。比起阿美莉来，我也觉得自己和公园里的老头老太太聊天，更轻松。

　　最后还是她开口请我到她那里做客。她在学习中文，因为她准备明年到青岛的一所大学做交换学生。那天在她的住所，她拌好面条沙拉，还用生大黄茎和树莓煮了一大盘饭后甜点。我陪着她说几句中文，当然，我们还是说德语的机会多。

　　姜子知道我和阿美莉的交往后，有点大惊小怪。她说，去年这所大学就只有她一个中国人，可像阿美莉那样想到中国去做交换学生的德国人有好几个，都在学中文，却没一个人主动来找她这个中国人交往。

　　“说实在话，我觉得你很适合在德国。”姜子侧着头看我：“你不像我，在德国总有份难以融入的隔阂感。”

　　我的“日耳曼好基友”

　　进入大学时，我和爱德华已在交往了，但受地域所限，我们只能做周末情侣。

　　周五上完课后，我便动身去慕尼黑。也因此，我和德国同学赫德成了好朋友。他也住在慕尼黑，是汉莎航空公司的空中服务员，一边工作一边上课。每次来学校，赫德都开着一辆俩人座的Smart车，周五回去时，驾驶副座坐的经常是我。

　　他有一张阳光帅气的脸，我有时盯住他的脸能傻笑半天。我曾感慨着问他“你那么俊美的脸，不知要迷倒多少女乘客！”他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我已名树有主，改天让你见识一下！”

　　当赫德有一天请了几个同学到他的寓所聚会，大大方方地把爱人介绍给我们时，我大跌眼镜：一个秃头的小伙子，我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他俩般配的地方，脑海里甚至浮现出“鲜花插牛粪上”一词。

　　小秃头自我介绍：“我是本·老人。”“老人”是他的姓，我更是忍不住喷笑，天下真找不到如此“名副其实”的名字了。但赫德一直握着他爱人的手，目光里尽是深情与爱恋。

　　“老人”把我们引进客厅，便张罗着煮咖啡切蛋糕，赫德只管翘起腿儿和我们高谈阔论。谈话间隙，我悄悄打量这个没有女主人的居室，窗明几净不说，木地板也铮亮无尘。墙上的挂画、橱柜装饰，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藏品，显示着主人的品味。

　　赫德和他的“老人”无拘无束地向我们展示相册，看到他们在公共场所毫无忌讳地“秀恩爱”，我不禁感慨万千。

　　在德国纳粹时代，同性恋者也曾和犹太人一样，被列为“清算”对象，而60年后的今天，德国却成为同性恋天堂。

　　这一群体获得越来越多的尊重和理解，无论是政客、媒体，还是商界要人，没人会因“同志”身份而歧视你，相反，大部分民众支持同志捍卫自己的权益：他们可以结婚、领养孩子，他们正在争取和普通家庭同样的权利。今日德国，在“尊重人性”上的发展，的确令人肃然起敬。

　　本文出处长篇纪实小说《德国婆婆中国妈》，2015年5月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