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第一次来到资本主义国家，观摩美国同龄人的学校生活——一节初中课堂。历史的一幕变成照片，至今还躺在相册：
一间色彩纷呈、略显杂乱的教室里，中国学生统一身着白色羽绒服，在黑板前一字站好排开。照片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最右侧一名金发女人身上。她是这个班级的历史老师，她在邀请我们这群来自东方的小客人，依次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说这话时，她居然就坐在班级的窗台上。
我忘了自己说了些啥，我只记得班里美国同学的姿态竟比老师更随意：有盘腿坐在桌子上的，站着椅子后面的，提问时可以不举手，接话也不用报告。但显然，所有人都听得无比认真和投入，参与度、活跃度百分之两百，以示对访客们最大的尊重。
美式“自由教育”我对这一幕谈不上批判，反倒是对中国严明的课堂纪律有些沾沾自喜。“轻松自由”是美国课堂的表象，也是一个中国小孩对美式教育的初次认知。在课堂上解放人的天性，难道就能成为世界教育的先进典范？
我不知道。但这确实激发了我对外国课堂的探索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留学生后，这份兴趣成为习惯，习惯又成为了自然。在不断地感知与体会中，我开始试着理解这份“自由”背后所承载的意义。我曾把留学成本全都归结为文化成本，在涉及教育部分时，我如此描述：
父母的大部分资助都集中在学费上，但我们在国外学的知识难道在国内课堂真学不到吗？据我在中美文科课堂上的实践经验，国内大学一节课的知识容量能顶国外三节课。如果单从知识容量上来衡量，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出国学习。这无疑说明了：除了最浅层的知识需求，其实我们更渴望的优质教育——是基于某种新型的逻辑理念和思维方式下，对自我潜能的一种开发，或是社会氛围的一种熏陶。这可能来源于小班教学，来源于课堂氛围，更来源于教授所倡导的创造性或批判性思维能力。
这份归纳并非空穴来风，最起码这是一个留学生、或者几代留学生共同见证的课堂风貌。
诚然，年轻一代对国内打造的“美式课堂”并不陌生。除了学校里聘请的外籍教师，还有一系列英语培训机构在极力推销着外国教育模式。而我认为，不论是熟悉且陌生的外国人，还是硬件条件优越的小班教学，此类体验顶多算是为出国上课“找感觉”。这种模式的核心问题在于，氛围不对。身边的都是中国同学，都是与你我思维模式、作风套路如出一辙的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此类课堂是被西化了，但程度严重不足，对我们思想的冲击力度远远不够。
我在美国本科学习的是国际事务专业，属于纯粹的人文学科，这大大降低了课堂上中国学生的比例。换言之，自己独当一面、经历四面楚歌的概率也增大了。由于学科的独特性，学生身上的国家符号会被放大很多倍。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世界务必给中国留有一席之地，留有话语权。如果我在课堂上对某件事情发表观点，旁人没准就会认定大部分中国青年就是这么想的。
专业的多元性，很容易让课堂模拟成联合国大会。由此，我眼中的美国课堂重在一种思想氛围的营造，绝非表面的放任自由。针对某一问题、话题、议题，教授极为鼓励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们在课堂上畅所欲言，这既是外国课堂的标志，也是常态。老师们除了基本的传道授业解惑职责，更重视引导性的教学理念。学生们无需考虑政治立场的正确性，不必为知识储备不足而怯场，我们只需考虑如何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随之做出自己认为对的选择。宽松的课堂环境，容易激发思想的趣味性——跟讲段子无关——是能在短时间内见识到世界的广阔、思想的多元。
游览别人的国家挺好，领略别人的世界观更好。
课堂上最妙的地方，并不在于思想的表达，而是对待这些表达的态度。教授尊重每一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用平和、耐心建立起完全平等的人际关系。抛开真理，授课者永远都给已知的结论留条后路——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真没那么玄乎，它无非就是在阐释：一件公众眼里的好事儿并没那么好，或者一场舆论风波里的丑态也没有那么不堪。在某种约定俗成的观点上剑走偏锋，不随波逐流，需要足够的智识，需要质疑的魄力，更需要驱动美国不断发展的源动力——创新力。仔细想想这些要素，当它们捆绑在一起，这何尝不是美国跻身世界一流强国的重要因素？
不得不承认，亚洲人对于学习成绩的重视和用功，全世界人民都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是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出国，我们良好的学习功底，都应该归功于中国扎实且优质的基础教育。
和国内大学相比，在美国学习是较为辛苦的。这种“辛苦”主要来源于平时繁重的课业任务。平时成绩占据总成绩的很大部分，而期中、期末成绩的比例反倒会缩减。如此一来，给了学生更多弥补成绩的空间、以及向优异成绩奋进的机会。这的确与国内大学形成鲜明对比。虽然大学不像高中老师形容的“上大学你们就完全解放了”，但起码有一点没说错，我们至少体会到了部分“解放”的感觉。没有多少人愿意回到备战高考的煎熬岁月，而对于课业的考量无外乎就是期中期末考试、以及一小部分平时的考勤情况。我们通常说国外学习比国内辛苦时，更多的是指对某门课程、课业下功夫的程度。同样一门课，如果我在美国拿了A+的成绩，在国内得了90分以上，我仍觉得美国成绩拿得更扎实、更心安理得一些。
中国教育偏重成绩导向型，这大概会让中国留学生对成绩有种与生俱来的执念。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在国外拿A+或者A的成绩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好比某次我一不留神拿了个A-，情绪不是很高涨。我的美国室友就完全无法理解，她觉得A-已经够好了，而我为什么会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我认真地跟她讲：既然你们的创新和动手能力比我们强那么多，那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成绩肯定不能再比你们弱了吧。
纵使中国留学生普遍拥有硬气的成绩，但面对美式教育，我们多少会有些水土不服。这种“不适应”，集中体现在课堂表现上。东方人的内敛含蓄，儒家思想中的尊师守礼，这些让人习以为常的思维惯性早已对我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便是语言能力再好的中国学生，也会为如何在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前展现自己而踌躇。
2014年9月，恰逢香港“占中”事件愈演愈烈。在“全球民主概论”的第一节课上，这个议题被讨论得异常热烈。
面对民主、人权等问题，美国同学们一向表现积极，当仁不让。我早料到教授会问到我这个“局内人”的感受，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我的回答显得异常平庸、甚至无关痛痒。我表明自己来自中国大陆，解释了“一国两制”的概念，补充了民主和人权在中国宪法中的神圣地位，然而却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如果用中文来解释，我定能气宇轩昂地捍卫祖国的尊严，但在美国的课堂氛围里，面对一帮完全陌生的新同学，我始终欠缺一种打破和谐的勇气。
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是展现大国风范，顺便流露出如此不偏不倚的中庸气质？
同样的学期里，学习“国际冲突和调解”这门课时，可爱的土耳其教授设计了一个模拟联合国的环节，选取的案例为塞浦路斯岛的能源争端问题。在分配扮演的角色时，教授让我和另外两名外国同学扮演联合国一方，也是本案例中最为中立的Mediator（调解人，调停者）的角色。在学期末，我终于忍不住问教授：您这么分配角色，是因为在您印象中，中国人比较喜欢持中立态度吗？
教授笑而不语。
这让我对国人的中庸思维投以反思。在国外提倡张扬自我、个性的环境里，东方含蓄的中庸态度难免被人忽视，显得有些没有立场。在课堂上，当我们被问及意见时，表达是一回事，表达的内容更像是另一回事。话语权的背后是国家力量，观点背后则是价值观的体现。虽然我从未想过在别人的地盘上争当意见领袖，但既然人人都有权利说出所想，并且这些真实想法能得到尊重和理解，我未尝不能打破美国人对中国的政治偏见？
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就这样，与同学们经过一学期的熟悉和了解，作为“全球民主概论”课上唯一的中国学生，我决定在学期末再次提起这个香港“占中”的话题。有个美国男同学正好也选了这个议题，他在我之前进行了presentation（课堂展示）。
轮到我了，我先客观阐释了情况，随后关掉PPT，把手卡一摊，极为诚恳地说：“我能说句实话吗？”教授和同学一片“当然、当然”的回应之声。
“我觉得那些抗议的香港学生挺愚蠢的……。”我很确定我用了“stupid”这个词，台下瞬间笑声雷动。
“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国情，我们的民主和人权问题可以自行解决，所以不需要别的国家说三道四。”大概就这意思：中国的内政自己解决，世界爱说说去吧，反正我们也不会听。
话音刚落，我好像看到了有人在鼓掌，随之更多的同学们、以及教授甚至都在善意地冲我微笑。我很清楚，他们对我的观点饱有异议，但他们首先给予了掌声。只因这是个有趣的想法，我和平时的表现不一样，亦或许，他们看到了我的进步，同时欣赏我的直率与坦诚。一言不合就先尊重彼此，尊重一种真诚的表达，这是与风格迥异的人分享世界观时，最得体的做法。
经历过种种在国外课上课下的小事，我愈加窥探到美国教育思维的运转模式。除了不断练就成熟的英文水平，掌握地道的知识体系，我们有了对知识与思维、分数与能力的再认知。这份“再认知”充满了中美之间的差异与比较，但并无优劣之分。
英国BBC曾做过一个关于中式教育对抗英式教育的纪录片，反响尤为热烈。这部片子存在的意义，远大于片中教育测试的结果。
我认为，大国教育模式的对比，便是在体验中不断反思与探讨，用互助、互补的思维来解释所有的差异与不平衡。实践出真知，若无亲身体验，何来这份对于海外课堂的浅见，何来为我的世界观提供另一种可能呢？
关于唐羊：唐羊，羊同学，北京长大。本科攻读中美双学位，于华盛顿特区学习国际事务专业。硕士即将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唐羊为新浪留学分期特约海外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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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羊
